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阿尔弗雷德赫尔曼弗里德在这里出版他的《和平了望台》，前普鲁士军官弗里茨冯翁鲁在这里向我们朗诵他的剧本。莱昂哈德弗朗克创作了他的激动人心的短篇小说集《人是善良的》，安德雷阿斯拉茨科的《战争中的人们》在这里轰动一时。弗朗茨韦尔弗尔曾到这里来朗诵他的作品；我在当年卡萨诺瓦和歌德曾经下榻过的古老的施韦德旅馆里遇到过各国人士。我见到过俄国人，他们后来在革命中都崭露头角，可是我从来不知道他们的真实姓名。我见到过意大利人、意大利的天主教教士和强硬派的社会党人以及主战的德国社会党人。和我们站在一起的瑞士人中间，有大名鼎鼎的莱昂哈德粒加茨神甫和作家罗贝尔费齐。我在法语书店里还遇到过我的译者保罗奠里斯。我在音乐厅里见到过指挥家奥斯卡弗里德—在那里什么人都能碰上，但都来去匆匆。你在那里可以听到各式各样的见解，有最荒唐的，也有最理性的。有的人唉声叹气，有的人兴高彩烈。各种杂志纷纷创刊，各种论战不断激起。新的矛盾产主，旧的矛盾加剧。各种小团体，有的正在组织，有的正在解散；我在苏黎世度过的那些日子里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那些夜晚（因为人们一直要谈论到贝莱菲咖啡馆或奥德翁咖啡馆的灯光熄灭为止，有的人还常常在此之后走进别人的寓所去继续谈论），所见到的人是如此纷杂，所听到的意见是如此莫衷一是，气氛之热烈，精神之集中，是我以后再也没有见到过的。在这样一个使人入迷的世界里，再也没有一个人会去注意湖光山色和它们的一派恬静的和平景象。
大家都在报纸、新闻、谣言和各种分歧的争论中度过时日。奇怪的是：大家在这里虽然只是在精神上经历着那次战争，可是都觉得比在进行战争的祖国感受更深切，因为在这里似乎能更客观地看待战争，它完全摆脱了由胜利或失败所带来的民族利害关系。这里的人已不再用政治的眼光看待战争，而是从全欧洲的眼光看待战争，把战争视为是残酷的暴力事件，它所改变的，不仅仅是地图上的几条边界线，而是世界的形式和未来。
在这些人中间最使我感动的是那些没有祖国的人，或者说比祖国还要不幸的人，即是说，他们不是没有祖国，而是有两三个祖国，他们自己心里也不知道究竟是属于哪个国家—仿佛当时我就已感到自己的命运似的。在奥德翁咖啡馆的一角，常常有一个蓄着褐色小胡子的青年男子独自坐在那里。
一双有神的眼睛，戴着一副镜片很厚的眼镜，非常引人注目。有人告诉我说，他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英国作家。当我几天以后和这位詹姆斯乔伊斯认识时，他却非常干脆他讲他和英国没有任何关系，他是爱尔兰人。他虽然用英语写作，但他的思想不是英国式的，而且也不愿意有英国式的思想，他当时对我讲：我要用一种超越一切语言的语言，即一种所有语言都为它服务的语言进行写作。英语不能完全表达我的思想，因而我不受传统的约束。
这些话我没有完在明白因为我不知道他当时已经在写作《尤利西斯》；他只把他的《青年艺术家的肖像》那本书借给我看过，那是他仅存的一本样书，他还把自己的剧本《流亡者》借给我看，我当时甚至想把那剧本翻译出来哩，为的是能对他有所帮助。我认识他的时间越长，我越对他的非凡的语言知识不胜惊奇，想必在他的电灯光下简直象瓷器一样光滑的圆而凸的前额后西装着全部习语的全部语汇，他用十分娴熟的技巧把所有的词语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有一回，他问我，《青年艺术家的肖像》里的一句很难的句子该怎样译成德语。我们一起试着用意大利语和法语才把那句子译出来。他的小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由习语中的四五个词随意组成的，甚至包括方言土语，而他对于那些词的色彩和含义轻重的细微差别都了如指掌。在他身上好象总有那么一点辛茹苦酸，但我相信，正是这种多愁善感使他内心产生激情和创作力量。他对都柏林、对英国、对某些人物的厌恶情绪已成为他心中的动力能量，并且事实上已在他的创作中释放出来。不过，看起来他好象喜欢自己那副不动感情的容貌，我从未见他笑过，或者说高兴过。在他身上好象总有一股摸不透的力量，每当我在街上看见他时，他总是紧闭着狭窄的双唇，迈着快步，好象正在向某个目标赶去似的。这时候我就会比在我们谈话时更强烈地感觉到他的那种离群索居的性格内心的孤独。所以我后来一点也不奇怪：那部充满孤独感和一切没有任何联系、象流星似地坠入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品是他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