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个国家之间过着两栖生活的人中，还有另一个人，他就是费鲁乔布索尼。他在意大利出身和受教育，却选择了德国人的生活方式。他是我从青年时代起最喜欢的钢琴演奏家。当他在钢琴旁演奏时，他的眼睛就会射出那种奇妙的若有所思的光芒。而他的双手却在下面轻松地弹奏出音乐，表现出尽善尽美的技艺；上面那个全神贯注、漂亮的脑袋微微向后昂着，正在如醉若痴地倾听自己演奏的音乐，好象完全处在出神入化的境界。我曾在音乐厅里象着了魔似地不断去看他的那张神采焕发的脸，同时，他的琴声使我全身陶醉，那琴声宛若微微泛起的波浪，但又象银铃般的清澈。而在这里，我又重新看到了他，他的头发已经灰白，眼睛流露着悲哀的神情。他有一次问我：我该属于哪一方呢当我夜间做完梦醒来时，我知道我在梦里说的是意大利语，可是当我后来写作时，我是用德语进行思维。是呀，他的学生已遍布全世界—也许现在这一个学生正在向另一个学生开枪—当时他不敢再去创作自己原来那部作品—歌剧《浮士德博士》，因为他觉得自己心烦意乱。他只写了一出音乐不多的短小独幕剧，为的是排遣自己的烦闷，不过，在战争时期，乌云是不会从他头上消散的，我再也听不到他那洪亮、悦耳的笑声，而那笑声我以前是非常欢喜的。有一天深夜我在火车站饭馆的餐厅里遇见他，他已经独自喝了两瓶葡萄酒。当我从他身边走过时，他喊住了我。麻醉一下吧！他指着酒瓶说，不是喝酒！不过，有时候一个人也必须自我麻醉一下，否则就受不了。音乐并不能始终使人处于陶醉状态，而创作只有在良辰美景时才会光临。
不过，这种内心矛盾的状态对阿尔萨斯人来说尤为痛苦，而在他们中间最最不幸的又要数象雷内席克勒那样的人。他们的心向着法国，可是用德语进行写作。在他们的故土周围战火弥漫，他们的心好似被一把刀剖成了两半。有的人要把他们拉向右方，有的人要把他们拽向左边，强迫他们要么承认德国要么承认法国，进行这种他们不可能做到的非此即彼的抉择。他们象我们大家一样，希望看到德国和法国如同兄弟，希望看到彼此的谅解，而不是敌视，因此他们为了这两个国家备受痛苦。
同时在他们周围还有着一群无所适从的人：那些混血儿和有一半血缘的人，和德国军官结了婚的英国妇女、奥地利外交官的法国母亲。有的家庭，一个儿子在这一边服役而另一个儿子在那一边服役，父母亲盼望着来自天涯各一方的家信；有的家庭，仅有的一点家财在这里被查抄，原有的职位在那里丢失。所有这些家庭被拆得东分西散的人都到瑞士来避难，为的是避嫌疑，因为他们无论是在自己原来的祖国还是在新的故乡都一样遭受到嫌疑。这些心灵受到严重摧残和折磨的人，为了怕使彼此难堪，而避免讲任何一种语言。
他们犹如幽灵一般，悄悄地行走。一个住在欧洲的人，越是把整个欧洲视为自己的故乡，就越会被这个要砸烂欧洲的拳头击得粉碎。
在这期间，《耶利米》上演的日子已临近。后来，演出获得了巨大成功，《法兰克福报》却象告密者似的向德国发消息说，美国公使和几个协约自的知名人士也观看了演出，但这事并没有使我非常不安。我们感觉到，战争现已进行到第三个年头，德国内部越来越虚弱，反对鲁登道夫一意孤行的继续战争的政策，已不再象当初威风凛凛的作孽时刻那样危险。到了一九一八年秋天，战争的结局必然就会分晓。不过，我可不想再在苏黎世度过那等待的时间了。因为我的目光已渐渐地变得更清醒和更警觉。在我刚刚到达苏黎世的最初热情时刻，我原以为在所有这些和平主义者和反军国主义者中间能找到真正的志同道合的人，找到确有决心为欧洲的和解而奋斗的战士。但是不久我发现，在那些装成流亡者和坚贞的殉道者中间混杂着一些阴暗的人物。
他们是为德国谍报机关效劳的人，被收买来对每一个人进行侦探和监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