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着名的昆塔尔和齐美尔瓦尔得代表会议上，扮演了一个历史性的角色。坚持国际主义的社会党人在这两次代表会议上和那些蜕变成爱国主义者的社会党人进行了决裂。整个战争期间，在巴黎的政界和军界中，没有一个法国人，甚至连那个在俄国成为布尔什维克的沙杜尔上尉也都没有象这个矮小的金黄头发的小个子那样让人惧怕和憎恨。最后，法国情报局蓄意陷害他的阴谋终于得逞。他们在伯尔尼的一家旅馆里，从一个德国情报人员的房间里偷走一些吸墨纸和若干份《明日》。这些东西无非说明，德国的某些地方曾订阅了若干份《明日》，这一事实本身是无罪的，由于德国人的一丝不苟的精神，看来这几份《明白》是为不同的图书馆和政府机构订阅的。然而，巴黎方面却从此得到了足够的借口，把吉尔波说成是德国收买的一个煽动者，并且对他进行起诉。他被缺席判处死刑—这完全是非法的，正如后来的事实所证朗：十年之后在一次复审中被撤消了。但是在案件发生以后不久，由于他的偏激和极端行为—这种行为也渐渐地危及到罗曼罗兰和我们大家，他和瑞士当局发生了冲突，他被逮捕并受到监禁。一直到列宁用笔一挥，把他改成俄国公民，乘坐第二趟封闭的列车到达莫斯科，才算把他救出来，因为列宁个人对他颇有好感并且感谢他在最困难的时候曾给予的帮助。应该说，这时他可以真正发挥自己的创造性才能了。因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所应具备的全部功绩：坐牢、被缺席判处死刑—他全经历过了，所以对他来说，莫斯科是他第二次大显身手的地方。正如他在日内瓦是通过罗曼罗兰的帮助一样，他在莫斯科是仰仗列宁对他的信任，才能在建设俄国时有革命的影响下成为共产主义思想的拥护者，加入了俄共（布）法国支部，并作为志愿兵参加了红军。他曾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强烈抗议协约国帝国主义者对苏维埃俄国的干涉，并在侵占乌克兰南部的法国军队中进行革命宣传。他是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参加者。因进行革命活动被法国军事法庭缺席宣判死刑，但返回法国后于一九二四年被宣告无罪。
所作为。而在其他人中间，几乎没有一个人由于自己在战时砌大胆立场而指望在战后的法国议会里和公职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因为所有那些激进的小组都把他看作是一个真正有作为、有勇气的人，一个天生的领导人。但实际证明，吉尔波根本不是一个具备领导素质的人，而且象许多战时作家和革命政治家一样，仅仅是一个来去匆匆的时代的产儿，而且，凡是与自己的才能不相称的人物，在经过突然的升迁之后，最终还是要垮台的。吉尔波，这个不可救药的论战者，在俄国也象在他当年的巴黎一样，惹是生非，争吵不休，虚掷了自己的才干，终于渐渐地也和那些曾经尊敬过他的勇气的人闹翻，其中首先是列宁，然后是巴比塞和罗曼罗兰，最后是我们大家。正如他开始时一样，他在晚年只写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小册子和无足轻重的争论文章。
在他被赦免以后不久，他就在巴黎的一隅无声无息地死去了。这位在战争中最勇敢、最大胆的反战争者若能懂得充分利用时代赋予他的机遇，那么他很可能成为我们那个时代的伟人之一，但他如今却已全然被人忘却，我也许是最后几个还没有把他完全抛之脑后的人之一，因为我们对他在战时创办了《明日》一事仍怀着感激之情。
几天以后，我从日内瓦返回苏黎世，开始商谈我的剧本排演问题。这座城市位于苏黎世湖畔和群山的浓荫之下，由于它的优美环境，我格外喜爱它，当然也由于它的高雅而又略显保守的文化。不过，由于和平绿洲瑞士正处于交战国的包围之中，所以苏黎世也就不再那么安宁了。它成了欧洲最重要的不夜城，是各种思想运动的会集地，当然也是所有唯利是图曲生意人、投机商、间谍和宣传鼓动人员最理想的集中地点。
由于他们突然之间看中了这座城市，使当地的居民对他们抱着十分正当的怀疑态度……在饭馆和咖啡馆里，在有轨电车和马路上，到处都能听得到各种语言。到处都能碰上自己喜欢的和不喜欢的熟人，并且顿时陷入无休止的激烈争论之中，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因为所有这些被命运冲到这里来的人都和战争的结局休戚相关，这些人有的肩负着自己政府的使命，有的则是受到自己政府的迫害和斥骂。但不管是谁，每个人都脱离了自己原来的生活，被抛到这里来碰运气。由于他们所有的人在这里都没有自己的家，所以就始终和同伴们相处在一起。而且因为他们对军事和政治事件没有任何影响力，所以他们可以日日夜夜地争论不停。这种纸上谈兵的热烈讨论既使人兴奋，也使人疲劳。当一个人在自己家里长年累月闭着嘴不说话，他就爱喋喋不休地讲话。当一个人第一次重新获得可以进行不受检查地思考和写作的权利以后，他就会迫不及待地去写，去发表文章；每个人，甚至连才气平平的人物例如我说的那个吉尔波—也会竭尽全力。他们的兴趣之浓是空前绝后的。操各种语言、抱着各色各样观点立场的作家和政治家，都汇集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