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刚毅的男子汉孜孜不倦地日日夜夜用无声木头雕刻出新的人物形象和画面，在他那间狭窄的居室和厨房里堆满木版，不过，每天早晨《报页》
所登载的他的版画，控诉的并不是某个特定国家，而只控诉我们共同的敌人：战争。我们曾梦想：有人从飞机上把这些任何人甚至文盲都看得懂的、用悲惨的画面愤怒谴责战争的版画投向城市和军队，而不是投下炸弹；我甚至深信，那种谴责可能会事先扑灭战火。然而令人遗憾的是那些版画只登在《报页》那张小报上，而它的发行范围几乎超不出日内瓦。我们所谈论的和企图做的一切都闭锁在那个瑞士的狭小方圆地内，而且要想起到作用，也已为时太晚。在我们心里，谁都明白：我们对那些军事参谋部和政府机构所形成的庞大机器是无能为力的。他们之所以不迫害我们，也许正因为我们不会对他们构成危险。我们的言论始终是毫无声息的，我们的影响也始终不能得以发挥。但是正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人数十分之少，处境十分孤立，所以我们才肝胆相照，紧紧地团结在一起。我在成年之后，还从未体验过象日内瓦那个时候的热烈的友谊。我们彼此的联系后来一直保持了好长时间。
从心理学和历史的角度来看（不是从艺术家的角度来看），在那一群人中间最值得注意的角色是昂利吉尔波，在我看来，他比他们中间任何一个人都更令人信服地证实了这样一条颠扑不破的历史规律：在天翻地覆的突变时期，尤其是在战争或革命的年代，勇气和冒险精神在短时期内往往会比一个人的内在信念和刚直不阿更起作用，比一个人的品格和坚贞更有决定性的意义。每当时代的浪潮滚滚向前和汹涌翻腾的时候，那些善于毫不犹豫地赶上时代潮流的人总是令人十分瞩目。就象许多昙花一现的人物一样，时代的浪潮曾把当时的贝拉库恩和库特艾斯纳推举到他们的才智不能胜任的地步！吉尔波—这个有着一双机灵而不安的灰色眼睛和金黄色的头发、瘦弱而又能说会道的小个子男人，本身也并非有才华。尽管他是一个几乎早在十年前就把我的诗译成法语的人，但是我还不得不诚实地说，他的文学才能并不佳。他的语言表达能力没有超出一般的水平，各方面素养都不深。由于一种糟糕的禀性，他是属于那些对无论什么事都要反对一通的人。他只是觉得，如果他能象一个真正的浪人那样到处寻衅，去碰碰任何一个比自己强的人，那就是一种乐趣。尽管从本质上来说他是一个好心肠的小伙子。在战前的巴黎他就已经不断和文学界的某些人物进行论战，反对某些思潮，然后又参加激进的党派，而他觉得没有一个党派称得上激进。现在，他终于作为一个反军国主义者，突然在战争中找到了一个巨大的对手：世界大战。当大多数人恐惧和胆怯的时候，他却以大胆与勇猛投入斗争，这使他在那世界性的关键时刻显得十分重要，甚至不可缺少。恰恰是使别人生畏的事深深地吸引着他，那就是：冒险。别人不敢于的事他一个人却干了许多，这样就使这个本来并不重要的耍弄笔墨的人突然变得非常了不起，把他的写作和战斗能力夸大到超出自身的水平—这是一种不寻常的现象。这种现象同样可以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吉伦特派的小律师和小法学家身上看到。当其他人保持沉默，当我们自己踌躇犹豫和谨小慎微地在考虑做什么和不做什么的时候，他却断然干了起来。而吉尔波留下的不朽功绩，则是他创办和主持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唯一的一家具有重要思想意义的反战刊物《明日》。这是每一个要想真正了解那个时代各种思潮的人都必须查阅的文献。他办了一件我们正需要的事情：在战争中提供一个国际主义的、超国家的讨论中心。罗曼罗兰给他的支持对这份刊物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为罗曼罗兰凭借自己的声望和他的人事关系，为他从欧洲、美洲和印度请来编辑人员；另一方面，当时正在流亡的俄国革命者—列宁、托洛茨基和卢那察尔斯基对吉尔波的激进立场也寄予信任，并且定期为《明日》撰稿。所以有十二个月或者二十个月之久，世界上没有一份比它更令人感兴趣的刊物，倘若这份刊物能够存在到战后，说不定它会对公众舆论起到决定性的影响呢。吉尔波在瑞士还同时代表着法国的那些激进小组，因为克雷孟梭不准他们在法国发表言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