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正是在这三年中，我们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接近。我用外语谈的话要比我同自己祖国的任何人都要谈得知已和坦率。我心里完全意识到，站在我面前的这位朋友是我们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人物，和我交谈的人代表着欧洲的良知。只有在那时我才认识到他在为促进彼此谅解而献身的伟大事业中正在做和已经做过的一切。他日日夜夜地工作，却始终是单独一人，没有助手，没有秘书；他要密切注视各国的动向，和无数向他请教公益事务的人保持通讯联系。他每天要写许多页日记，在那个时代，没有一个人象他那样有这种要亲自记载历史时代的责任感，并认为这是向后代应作的交代。可是那些日记今天又在哪里呢那些亲笔写下的无数日记本总有一天会全面揭开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道德和思想上的各种矛盾冲突。他同时还要发表自己的文章，那些文章每一篇都在当时引起强烈的国际反响。他还正在创作自己的长篇小说《格莱昂波》—这一切就是他自己承担起的巨大责任，是他一生中本着牺牲精神、不遗余力、孜孜不倦所作的贡献。在那人类的疯狂年代，他处处为伸张正义和人性作出表率。他没有一封信不答复，没有一本关于时代问题的小册子不读；这位身体虚弱、健康状况正受到严重威胁的人，只能轻声说话，同时还要不断抑制轻微的咳嗽。当时他不戴围巾就无法穿过通道，而稍走快一点，就得走一步停一步。可就是这样一位体弱而又坚韧的人在当时贡献了难以置信的巨大力量，任何攻讦都不能使他动摇。他毫无畏惧地、清醒地注视着那动乱的世界。我在一个活着的人身上看到了另一种英雄主义，即那种有思想的英雄主义有道德的英雄主义。即便在我写的那本罗曼罗兰传中我也未能把那种英雄主义充分描写出来（因为人总是不大好意思把活着的人赞美得过分）。当我看到他住在那么狭窄的一间斗室里，从那里向世界各地射出看不见的、使人振奋的光芒，我真是深为所动，好象我的灵魂受到了净化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从那以后我深感到、而且现在确实知道：当时罗曼罗兰通过自己单枪匹马或者说几乎是单枪匹马地向千百万人的那种丧失理智的仇恨所作斗争而产生的使人振作的鼓舞力量是无法估计的，只有我们那个时代的见证人才懂得他的一生和他的堪称表率的不屈不挠在当时意味着什么。染上了狂犬病的欧洲正是由于他才保存了自己的道义和良知。
在那天下午和后来几天的一系列交谈中，我觉得他所有的话都含着一种轻微的悲哀，就象和里尔克谈到那次战争时就会感到悲哀一样。他对那些政治家，对那些为了自己民族酌虚荣而不顾牺牲他国无数生命的人深感愤慨。
但对那些连自己都不明自为何（实际上是毫无意义）受难和死去的芸芸众生总是寄予同情。他把列宁的电报拿给我看，那封电报是列宁在离开瑞士之前从那辆遭到无数非仪的封闭的列车上发来的。列宁恳请他一起到俄国去，因为他清楚地知道，罗曼罗兰的道德威望对他的事业曾是多么重要。可是罗曼罗兰始终坚持不参加任何组织，而只以个人身分、不受任何约束地为自己愿意献身的共同事业尽力。所以，正如他不要求别人服从他的思想一样，他也不愿意自己有任何约束。他认为，爱戴他的人自己也应该是始终不受束缚的。而他则要以这个独一无二的例子来说明：人怎样才能永远保持自由和即使是在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情况下也能忠于自己的信念。
我在日内瓦的第一个晚上就碰上了那一小群团结在两家独立小报《报页》和《明天》周围的法国人和其他外国人。他们是皮埃尔—让茹弗，雷内阿科斯，弗朗斯马塞雷尔。我们很快就成了知心朋友，速度之快在平时也只有青年人结成友谊时才会有的。不过，我们仅凭直觉也都能感到我们的生活将会有一个崭新的开端。由于受爱国主义的迷惑，从前的老朋友，大多数中断了关系。人是需要新朋友的。而当我们站在同一条战线，在同一个思想堑壕里反对共同的敌人时，那种充满激情的同志情谊在我们中间油然而生；二十四小时以后我们互相已变得如此信任，好象我们已经认识多年似的。并且已经象通常那样用亲切的你来彼此相称。我们—为数不多、极少欢愉、象一群兄弟似的我们—心里都明白，这种冒着个人风险的聚会是够大胆的；我们知道，在离我们这里相距五小时路程的地方，每一个德国人正窥视着一个法国人，而每一个法国人也正窥视着一个德国人，随时准备用刺刀或者用手榴弹把对方戳倒在地或炸得粉身碎骨，从而使自己得到嘉奖，双方都有千百万人在做着这样的美梦：把对方从地球上彻底消灭掉；敌对双方的报纸只会互相攻击谩骂。在这千百万人中间，仅有为数极少的人，那就是我们，不仅和和气气地坐在同一张桌子旁，而且怀着最诚挚的，甚至可以说怀着一种有意识热烈的兄弟情谊交谈着。我们知道，我们这样做是完全违反官方的一切规定和命令。我们这样直率地显示我们的友谊，把自己和祖国对立起来，使自己陷于危险的境地；但正是这种冒险行为使我们处于一种几乎是亢奋的状态。我们不仅甘冒风险，并且还要享受冒险的乐趣，因为这种冒险行为，就足已显示出我们抗议的真正分量。所以我甚至和皮埃尔—让茹弗一起在苏黎世举行了一次公开朗诵会反战立场，一九二四年皈依天主教，成为虏诚的教徒，代表作有诗集《血汗集》等。（这在战争期间可谓是一件奇闻）他用法语朗诵他的诗作，我用德语朗诵我的《耶利米》中的片断—我们正是用这种公开摊牌的方法来表示我们在这一局大胆的牌戏中是十分严肃认真的。我们领事馆和大使馆里的那些人物对这些举动有什么想法，我们毫不理会，纵然我们这样干就象科尔特斯似的是一种破釜沉舟的做法。因为在我们心灵深处十分清楚：叛徒不是我们，而是那些在这意外时刻背叛了作家的人类使命的人。而那些年轻的法国人和比利时人，他们有着何等英雄气概呵！那个弗朗斯马塞雷尔向我们展示了自己创作的反对战争恐怖的版画，那些令人难忘的黑自相间的版画所表现的慷慨激昂的愤懑感情，即使和戈雅的《战争的灾难》相比，也毫不逊色。马塞雷尔用他的画笔把那次战争永载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