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眩晕、这种有舒服之感的昏昏沉沉倒也产生了精神作用，我觉得每一棵树显得更美了，每一座山显得更自由了，每一处风光显得更加可爱了，因为在进行战争的国土上，草原的和平宁静在混浊的目光看来就会觉得是大自然的无情冷漠，殷红的日落会使人想起满地的鲜血，而在这里，在这和平的自然环境里，天苍苍、地茫茫，又变得十分自然了。我喜欢瑞士，好象我以前从未爱过她似的。其实，我以前总是怀着欣喜的心情来到这个方圆不大而富饶的国家。但我从来没有如此深切地感到它存在的意义；各民族不怀敌意地在同一个空间和睦相处，这是瑞士人的理想，为发扬兄弟情谊，通过互相尊重和真正的民主来克服语言上和民俗上的差异，这是最明智的生活原则这对我们整个混乱的欧洲来说是多么好的榜样呵！她是一切受迫害者的避难所。多少世纪以来，她是和平与自由的驻地，她最忠实地保存着自己固有的特色，同时欢迎各种思想观点—因此对我们这个世界来说，这一个超越民族的唯一国家的存在是显得何其重要！我觉得，人们赐予这个国家以美丽和财富，是完全有道理的。人们在这里不会觉得陌生，在那世界的不幸时刻，一个自由的、独立的人在这里会觉得比在他自己的祖国更有归家之感。
一直到夜里，我还在苏黎世的大街上和湖边徜徉了好几个小时。万家灯火显出一派和平景象，这里的人们还在过着泰然自若的宁静生活。我想，在那些窗户后面不会有躺在床上失眠和想念着自己儿子的妇女。我没有见到伤员、残疾人和那些明天或后天要被装上列车的年轻士兵—我觉得，在这里更有理由生活下去，人还没有被扭曲，而在我那个进行战争的国家里，生活已经成为一种恐惧，简直是一种负担。
但是我觉得，最要紧的事，不是讨论我的剧本上演问题，也不是和瑞士朋友与外国朋友会面。而是要见到罗曼罗兰，我知道他会使我变得更坚定、更清醒、更积极，因此我要去会见他，向他表示感谢，感谢他在我心情孤独的最痛苦的日子里，所给予我的友谊和鼓励。我的第一个日程安排必须是去找他，于是我立刻前往日内瓦，应该说，象我们这样的敌人现在是处在相当复杂的境地。可想而知，交战国的政府是不愿意看到本国的公民在中立地区和敌国的另一些公民进行私人往来的。但是另一方面这又无法用法律禁止。从来没有一条法律规定见个面就可以课以刑罚。唯有商业性的往来，所谓和敌人通商才是禁止的，并且和叛国罪相提并论，为了不致曲于最轻微地触犯这一禁令而使自己蒙受嫌疑。我们这两个朋友甚至在原则上避免互相敬烟，因为我们无疑是被无数的密探不断监视着。为了避免做贼心虚或者图谋不轨的任何嫌凝，我们这些国际友人选择了最简单的方法：即完全公开的方法。我们相互写信不用假地址，也不用留局待领的渠道，我们决不在夜里偷偷互访，而是一起横穿大街，公开坐在咖啡馆里。所以我在到达日内瓦后，也就立刻向旅馆楼下门房报上全名，并声言我是来找罗曼罗兰先生的，因为如果德国或法国的通讯社能够报道出我是谁和我拜访的谁，岂不更好。
而在我们看来，两个老朋友并不因为恰巧各自属于不同的国家而在战争期间偶然相遇时突然彼此回避，完全是合情合理的。我们觉得我们没有必要因为世界变得荒诞而自己也随之变得乖戾。
我终于站在他的房间里—我几乎觉得，好象就是他在巴黎的那间房间。象当年一样，桌面上和扶手椅上堆放着各种书籍。写字台上摊满杂志、函件和纸张，那是一间简朴的工作室，宛若修道士的隐居室，但它却与全世界有着联系，不管他到哪里，他都要按照自己的习惯把房间改成这种样子。
我霎时间忘了问候的话，只是彼此握了握手—这是我几年来第一只可以重新相握的法国人的手；罗曼罗兰是我三年以来与之交谈的第一个法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