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了，我心里又这样想。我对自己以及对我的文学作品从来都是抱怀疑的态度。可是凯恩茨却十分愤慨。他立刻把我请到他那里去，这是我第一次面见这位我青年时代崇拜的神明—我们当时作为中学生对他真是五体投地。他虽年己五旬，但体躯轻灵，容光焕发，黑色的眼睛炯炯有神。听他讲话简直是一种享受。即使是在私下交谈中，吐字也十分清楚。每一个辅音发得非常清脆，每一个元音明亮而又清晰。他吟诗时，抑扬顿挫，韵律明显，铿锵有力，倘着我曾听他吟诵过一首诗，今天如果没有他陪我一起吟诵，我自己是朗诵不好这首诗的。听他说德语，是我从未有过的一件快事。而现在，这位我曾奉若为神明的人物却因他未能使我的剧本上演、而向我这样一个年轻人表示歉意。但是我们从今以后再也不要失去联系—他一再强调。他说，他实在是有一件事有求于我—我几乎喜形于色：凯恩茨竟有求于我！，他现在有许多客串演出的任务，为此他已准备了两出独幕剧，但他还需要第三出独幕剧。他的初步设想是，弄一出小短剧，尽可能用诗体。最好带有那种感情奔放的连篇台词：我知道，他凭藉自己卓绝的台词技巧从来能一口气把这种连篇台词瓢泼大雨地倾注给一群屏息聆听的观众（这是德语戏剧艺术中绝无仅有的）。他问我，我能否为他写一出这样的独幕剧我答应试试。正如歌德所说，有时候意志能指挥诗兴。
我完成了一出独幕剧的初稿，即《粉墨登场的喜剧演员》，这是一出洛可可式的十分轻松的玩艺儿，有两大段抒情的富有戏剧性的独白。我尽量体会凯恩茨的气质和他的念台词的方式，以致我下笔时，能无意之中使每一句台词都符合他的愿望。所以，这篇附带的应命文章写起来倒很顺手，不仅显得娴熟，而且充满热情。三个星期以后，我把一部已经写上一首咏叹调的半成品草稿给凯恩茨看。他由衷地感到高兴。他当即从手稿中把那长篇台词吟诵了两遍，当他念第二遍的时候已十分完美，使我难以忘怀。他问我还需要多少时间显然，他已急不可待。我说一个月。他说，好极了！正合适！他说，他现在要到德国去作一次为期数周的访问演出，等他回来以后一定马上排练我的这出短剧。因为这出剧是属于城堡剧院的。随后他又向我许诺说：不管他到哪里，他都要把这出剧当作他的保留节目，因为这出剧对他来说就象自己的一只手套那样合适。他握着我的一只手，由衷地摇晃了三遍，把这句括也重复了三遍：象自己的手套一样合适！显然，在他启程以前，城堡剧院就已先下手为强，因为剧院经理亲自打电话给我说，我可以把这出独幕剧的草稿拿给他看；而且他很快就把剧本拿走，先排练了起来。围绕凯恩茨的角色都已分配给城堡剧院的演员们练台词。
看来，我没有下特别的赌注就又当了大赢家，赢得了城堡剧院—我们的骄傲，而且在城堡剧院里还有当时除了女演员杜塞以外最伟大的男演员，他将在我的一部作品里扮演角色。现在我面临的唯一危险，只不过是在剧本完成以前凯恩茨可能改变自己的主意，但这完全是不可能的！于是，现在反倒是我变得急不可待了。我终于在报纸上读到凯恩茨访问演出回来的消息。出于礼貌，我迟疑了两天，没有在他一到就立刻去打搅他。但是到第三天，我鼓起勇气把我的一张名片递给了扎赫尔大饭店的那个我相当熟悉的老看门人，我说：请交给宫廷演员凯恩茨先生！那老头透过夹鼻眼镜惊愕地望着我，说道：您真的还不知道吗博士先生。不，我一点也不知道。他们今天早晨就把他送给了疗养院。那时我才获悉：凯恩茨是因身患重病回来的，他在巡回演出中面对毫无预感的观众，顽强地忍受着剧痛，最后一次表演了自己最拿手的角色。第二天他因癌症动了手术。根据当时报纸上的报道，我们还敢希望他会康复。我曾到病榻旁去探望过他。他躺在那里，显得非常疲倦、憔悴、虚弱，在皮包骨头的脸上，一对黑眼睛比平时显得更大了。使我吃惊的是：在他的非常善于辞令、永远充满青春活力的嘴巴上面第一次露出灰白的胡子。我看到的是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他苦笑着对我说：上帝还会让他演出我们的那出剧吗那出剧可能还会使他康复呢。可是几个星期以后，我们已站在他的灵柩旁。
人们将会理解，我继续坚持戏剧创作是一件多么不快的事。而且在我还没有把一部新剧作交给一家剧院以前，我就开始优心忡忡。德国最有名的两位演员在他们把我的诗体台词当作主前最后的节目排练完后就相继去世，这使我开始迷信起来—我不羞于承认这一点。一直到若干年后，我才重新振作精神写剧本，当城堡剧院的新经理阿尔弗雷德贝格尔男爵—他是一位杰出的戏剧行家和演讲大师一很快采纳了我的剧本时，我几乎怀着一种不安的心情看着那份经过挑选的演员名单，我迷惑不解地惊叹道：天哪，里面没有一个是有名的！谁也没有碰到过这样倒霉的事。然而更不堪设想的事还在后头呢。正所谓祸不单行。我以前想到的，只是那些演员们，却没有想到剧院经理阿尔弗雷德贝格尔男爵—他曾打算亲自导演我写的悲剧《大海旁的房子》，并已写完导演手本。但事实是：十四天后，在初次排练开始以前，他就死了。看来，对我戏剧创作的咒语还一直在宜验观。即便到了十多年以后，当《耶利米》和《沃尔波内》在战后的舞台上用各种可以想得到的语言演出时，我仍有不安之感。但我有意违背自己的兴趣行事，于是在一九三一年完成了一部新剧《穷人的羔羊》。我把手稿寄给了我的朋友亚历山大莫伊西，有一天我接到他的电报，问我是否可以在首演时为他保留那个主角。莫伊西，他从自己意大利的故乡把一副悦耳的优美嗓音带到德语舞台上，而在此之前他在德语剧坛是默默无闻的。他是当时约瑟夫凯恩茨的唯一的一个卓越继承人，从外表上看，他非常富有魅力，思路敏捷、生气勃勃，而且还是一个心地善良、热心肠的人，他给每一部剧作赋予一些他个人特有的魅力；我想不出还有更理想的人可代替他演那个主角。不过尽管如此，当他向我提出那个建议时，我还是托辞拒绝了，因为我顿时想起了马特考夫斯基和凯恩茨，但我没有向他披露这个真正的理由。我知道，他从凯恩茨手中继承了那枚所谓伊夫兰德指环，德国最伟大的演员总是把这枚戒指传给他的最杰出的继承人。难道他最后不会遭到和凯恩茨同样的命运吗不管怎么说，我自己再也不愿为了一个当时最伟大的德语演员第三次碰上倒霉的事，于是；我出于迷信，同时也是出于对莫西伊的爱，放弃了那次对我的剧作几乎具有决定性影响的、由他主演的完美演出。然而，尽管我没有同意让他扮演我剧中的主角，而且从那以后再也没有向戏剧界奉献新作，但我仍不能由于我作了这样的牺牲而保佑他安然无恙。虽然我没有任何的过错，却总是被纠缠到莫名其妙的灾祸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