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青年时代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和当时最杰出的具有独创性的人物的交往和友谊，而这却成了我在创作中的危险障碍。由于见得太多了，反倒使我不知道什么是真正有价值的创作。这不禁使我迟疑起来。因为心中无底，所以我在二十六岁前发表的作品，除了翻译之外，尽是规模较小的中篇小说和诗歌，这也是为了在经济上求稳。好久以来、我一直没有勇气写一部长篇小说（真要有这种勇气，说不定还要等三十年）。我第一次敢于在形式方面作较大的尝试，是在戏剧创作方面。而且在这第一次尝试以后，一些良好的预兆使我很快陷入巨大的创作欲之中。我在一九○五年或一九○六年的夏天写过一出剧—当然，完全按照我们当时的时代风格，是一部诗剧，而且是仿古式样。这出剧叫《忒耳西忒斯》，至于说到这部剧，我以后再也没有让它再版我三十二岁前发表的全部着作，我几乎都没有让它们再版—这一事实足以说明，我今天之所以提到这出剧，只是觉得它在形式上还可以，但尽管如此，这出剧却已显示了我的创作思想的一个明显的个性特征，即：从来不愿意去为那些所谓的英雄人物歌功颂德，而始终只着眼于失败者们的悲剧。在我的中篇小说中，主人公都是一些抵抗不住命运摆布的人物—他们深深地吸引着我。在我的传记文学中，我不写在现实生活中取得成功的人物，而只写那些保持着崇高道德精神的人物。譬如说，我不写马丁路德，而写伊拉斯谟，不写伊丽莎白一世，而写玛丽。斯图亚特，不写加尔文，而写卡斯特利奥。所以，我当时在自己的这出剧中，也不把阿喀琉斯当作主人公，而是把他的对手中最不起眼的忒耳西忒斯当主人公。也就是说，我的剧中的主人公是历经苦难的人，而不是以自己的力量和坚定的目标给别人带来痛苦的人。我没有把完稿的剧本拿给一位—纵然是我的朋友—演员看，我在这方面是有自知之明的，我知道，用无韵诗写的剧本，加之要用古希腊的道具服装，这样的剧本，即使是出自索福克勒斯或莎士比亚之手，也很难在现实的舞台上创出票房价值。我只是为了走走形式，才给几家大剧院寄去几册剧本，而且随后也就完全忘却了这件事。
因此，大约三个月后当我接到一封信封上印有柏林王家剧院字样的信件时，我不胜惊讶。我想，普鲁士国家剧院会向我要求些什么呢。出乎意料的是，剧院经理路德维希巴尔奈—他以前是德国最着名的演员之一竟告诉我说，我的这出剧给他留下非常深的印象，尤其使他高兴的是，他终于找到了阿达尔贝尔特马特考夫斯基长久以来一直想扮演的阿喀琉斯这个角色；因此，他请我允许他在柏林的王家剧院首演这出剧。
我简直惊喜得目瞪口呆。在当时，德意志民族只有两位伟大的演员：阿达尔贝尔特马特考夫斯基和约瑟夫凯恩茨。前者是北德意志人，气质浑厚，热情奔放，为他人所不能及；后者是我的老乡维也纳人，神态温文尔雅，善于台词处理。时而悠扬，时而铿锵，运用自如，无人能与之匹敌。而现在，将由马特考夫斯基来再现我塑造的阿喀琉斯这个人物，由他来诵念我的诗句，我的这出剧将得到德意志帝国首都最有名望的剧院的扶植—我觉得，这将为我的戏剧生涯开创无限美好的前景，而这是我从未想到过的。
但是，从那时起我也总算长了一智：在舞台的帷幕真正启开以前，是绝不能为一切预计中的演出而高兴的。虽然事实上已开始进行一次又一次的排练，而且朋友们也向我保证说。马特考夫斯基在排练我写的那些诗句台词时所表现的那种雄伟气派是从未有过的。但是当我已经订好前往柏林的卧铺车票，却在最后一刻钟接到这样一封电报：因马特考夫斯基患病，演出延期。
开始我以为这是一个借口—当他不能遵守期限或者不能履行自己的诺言时，他对剧院通常都是采用这种借口。可是几天以后，报纸上登出了马特考夫斯基逝世的消息。我的剧本中的诗句也就成了他的那张善于朗诵的嘴最后念过的台词。
算了，我心里想。就此结束。虽然现在还有其他两家宫廷剧院—德累斯顿王家剧院和卡塞尔王家剧院愿意演出我的这出剧，但我已兴味索然。马特考夫斯基去世后，我想不到还有谁能演阿喀琉斯。可是，不久我又得到一个更为令人困惑的消息：一天早晨、一位朋友把我唤醒；告诉我说，他是约瑟夫凯恩茨让他来的。凯恩茨碰巧也读到过我的剧本，他觉得他适合演的角色不是马特考夫斯基想演的阿喀琉斯，而是阿喀琉斯的对手—悲剧人物忒耳西忒斯，他将立刻为此事和城堡剧院联系。当时城堡剧院的经理是保尔施伦特，他作为一个合乎时代的现实主义者的面貌领导着维也纳的这家宫廷剧院（这使维也纳人非常不快）；他很快给我来信说，他也看到了我的剧本中的令人感兴趣的地方，可惜除了首演以外，大概不会取得很大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