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里明白，别人会怀疑我在讲一个鬼故事。马特考夫斯基和凯恩茨的遭遇可以解释为是意外的恶运。可是在他们以后，莫伊西的厄运又怎么解释呢因为我根本没有同意让他扮演我剧中的角色，而且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写过一出新剧。事情是这样的：许多许多年以后，即一九三五年的夏天我在这里把自己编年史中的时间提前了，当时我在苏黎世，我完全没有想到我会突然接到亚历山大莫伊西从米兰打来的电报，电报说他晚上要到苏黎世来找我，并请我无论如何要等他。我心里想，真是怪事。他干吗要这么急着找我，我又没有写出什么新剧本，而且多少年来我对戏剧已变得相当冷淡。但是可想而知，我会高兴地等待他的到来，因为我确实喜欢这个热情、诚恳的人，把他视同兄弟一般。他一出车厢就向我迎来。我们按照意大利人的方式拥抱。当我们坐着小卧车离开火车站时，他就急急忙忙地对我讲，我要为他做的是什么事。他说，他有一件事求我，而且是一件大事。他说、皮兰德娄为了向他表示特别的敬意，决定把自己的新剧作Nonsisàmai交给他来首演，而且不仅仅是在意大利举行首演，而是要举行一次真正世界性的首演，也就是说，首演应当在维也纳举行，并且要用德语。象皮兰德娄这样一位意大利大师让自己的作品优先在外国演出，这还是第一次。以前，即使象对巴黎这样的城市，他也从未下过这样的决心。但是皮兰德娄怕在翻译过程中失去了他的语言的音乐性和感染力，因此他有一个殷切的希望，即希望不要随随便便找一个译者，而是希望由我来把他的剧作译成德语。因为他长久以来对我在语言方面的造诣就至为钦佩。他说，毫无疑问，皮兰德娄也曾考虑过是否要亲自来求我这件事，但又犹豫不决，他想他怎么能指望我把时间浪费在翻译上呢！所以他—莫伊西当了说客，来向我转达皮兰德娄的请求。虽然多年以来我事实上早已不再搞翻译，但是出于我对皮兰德娄的尊敬—我曾和他有过几次高兴的会面—我不好使他失望；而最主要的是，能对象莫伊西这样知心的朋友表示我的友情，对我来说是一种莫大的愉快。于是我把自己的工作搁了一两个星期：几周以后，皮兰德娄的剧本将用我的译文准备在维也纳举行国际性首演。加之当时某些政治背景，该剧肯定会非常轰动。皮兰德娄答应亲自来参加。而且由于当时墨素里尼还是奥地利的公开的保护人，因此以首相为首的全部官方人物也都已答应出席。首演的那天晚上应当同时成为奥意友谊的一次政治性示威（所谓友谊，实际上是奥地利沦为意大利的保护国）。
我本人在开始初次排练的那几天恰巧在维也纳。我将为我能再次见到皮兰德娄而感到高兴。我一直盼望着能听到莫伊西用悦耳的嗓音道白我译的台词。可是真象鬼魂作怪一样，在经过了四分之一世纪以后，那可怕的怪事又重演了。当我一天清晨打开报纸时，我读到这样一条消息：莫伊西患着严重的流行性感冒从瑞士来到维也纳；因他患病排练将不得不延期。我想，流行性感冒不会十分严重。但是当我去探望我的这位生病的朋友，走到旅馆门口时，我的心却怦怦地跳个不停。我安慰自己说，天哪，幸亏不是扎赫尔大饭店，而是格兰特大饭店—当年我徒劳地去探望凯恩茨的情景骤然在我脑际浮现出来。可是，恰恰是同样的厄运，在经过四分之一世纪以后，又在一位当时最伟大的德语演员身上重演了。由于高烧他已神志昏迷，我没有被允许再看一看莫伊西。两天以后，我站在他的灵枢前，而不是在排练时见到他—一切都象当年的凯恩茨一样。
我在这里把时间提前，谈到那种和我的戏剧创作尝试联系在一起的神秘的魔力最后一次应验的情况。不言而喻，在我今天看来，这种倒霉事情的重演纯属偶然。但是在当时，马特考夫斯基和凯恩茨的相继迅速死亡无疑对我一生的前途超过决定性的作用。假若当年马特考夫斯基在柏林，凯恩茨在维也纳，把二十六岁的我所创作的最初的剧本搬上了舞台，那么我就会借助他们的艺术（他们的艺术能使最不成熟的剧作获得成功）相当迅速地—或许迅速得没有道理—在广大公众面前成名，我就会因此而耽误逐渐学习和了解世界的岁月。刚一开始，剧坛就为我提供各种非常诱人的、我从不敢梦想的前景；可是到了最后一刻钟，剧坛又冷酷无情地把这种前景从我手中夺走，可想而知，我当时觉得这是命中注定。但是，把偶然的事件和命运等同起来，仅仅是青年时代最初几年的事。后来我知道，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是由内在因素决定的；看来，我们的道路常常偏离我们的愿望，而且非常莫名其妙和没有道理，但它最终还是会把我们引向我们自己看不见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