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气氛是那么轻松愉快，就像巴黎一样到处充满欢乐，只不过在这里能享受到更自然的生活罢了。谁都知道维也纳是一座享乐者的城市。而所谓文化不就是用艺术和爱情把赤裸裸的物质生活蒙上最美好、最温情和最微妙的色彩么享受美食，喝一瓶上好的葡萄酒和一瓶涩味的新鲜啤洒，品尝精美的甜食和大蛋糕，在这座城市里是属于一般享受，而从事音乐、跳舞、演戏、社交、讲究风度仪表，才是这里的一种特殊艺术。无论是个人生活还是社会生活，头等重要的事，不是军事、不是政治、不是商业。一个普通的维也纳市民每天早晨看报的时候，第一眼看的不是国会的辩论或者世界大事，而是皇家剧院上演的节目—这座剧院在公众生活中具有其他城市几乎不能理解的重要性。因为这座皇家剧院，即城堡剧院，对维也纳人、奥地利人来说，不仅仅是一座演员在上面演戏的舞台，而是反映大天地的小天地，是五光十色的反照，社会本身可以从中观察到自己。这座剧院是唯一真正具有高尚情趣的宫廷侍臣。观众从皇家演员身上可以看到自己的榜样：一个人该怎样穿着打扮，怎样走进房间，怎样谈吐，一个有高尚趣味的男人可以说哪些言辞而又必须避免哪些话。舞台不仅仅是使人娱乐的场所，而是一本教人正确发音、学习优雅风度的有声有色的教科书。就连那些和皇家剧院稍稍沾点边的人，也都好象头上有了圣像光环似的，散射出令人敬畏的光辉。在维也纳大街上，总理或者最有钱的巨富豪绅可以四处行走，而不会有人回头仰望；但是，一个皇家男演员或者一个歌剧女演员在街上走过，每一个女售货员和每一个马车夫都会认出他们。当我们这些男孩亲眼看到那些演员中的一个（他们的照片和签名人人都收集）从自己的身边走过以后，我们就会洋洋得意地互相说个没完。这种近乎宗教式的崇拜甚至会涉及到他周围的人。索嫩塔尔的理发师，约瑟夫凯恩茨的马车夫都是人们暗暗羡慕的体面人物。
年轻的公子哥以穿着和演员一样款式的服装为荣。一位着名演员的诞辰纪念或葬礼成了压倒一切政治事件的大事。每一位维也纳作家的最大梦想就是能使自己的作品在城堡剧院演出，因为这意味着他从此一生高贵和享受一系列的荣誉，例如，他终生都不再需要购买入场券，他会收到参加一切公演的请柬；他可能成为某个皇室成员的宾客。我今天还记得我自己亲身经历过的这样一种澄重礼遇。有一天上午，城堡剧院的经理把我请到他的办公室，在事先表示祝贺之后告诉我说，我的剧本城堡剧院已经接受；当我晚间回家时，我在自己的寓所见到他留下的名片：他对我—一个二十六岁的年轻人已进行了正式的回访。而我，作为皇家剧院的一名作者，一举成了一位上流人物，以致他需要像对待一位皇家学院院长那样来对待我。至于皇家剧院发生的事，则和每一个人都间接有关，甚至会涉及到一个毫不相干的人。例如，我今天还清楚记得在我少年时代发生过的这样一件事。有一天，我们家的厨娘噙着眼泪跌跌撞撞走进房间，对我们讲：她刚才听人说夏洛特沃尔特（城堡剧院最着名的女演员）死了。这种极度的悲伤自然会使人感到莫名其妙，因为这个半文盲的老厨娘从未去过那高贵的城堡剧院，也根本没有在舞台上或者在日常生活中见过夏洛特沃尔特。不过话又说回来，在维也纳，一位全国闻名的女演员是属于全城的集体财富，所以她的死也会使一个毫不相干的人觉得是一种莫大的不幸。任何一个受人爱戴的歌唱家或者艺术家的去世，都会顿时成为全国的哀痛。我还记得，当曾首演过莫扎特的《费加罗的婚礼》的老城堡剧院拆毁时，维也纳整个社交界象参加葬礼似的、神情严肃而又激动地聚集在剧院的大厅里，帷幕刚刚落下，全部拥上了舞台，为的是至少能捡到一块舞台地板的碎片—他们喜爱的艺术家们曾在这地板上演出过—作为珍贵的纪念品带回家去。而且几十年以后还可以看到这些不会闪光的木片在数十户市民家中被保存在精致的小盆子里，就像神圣的十字架的碎片被保存在教堂里一样。而当那座被称为伯森道尔夫音乐厅的建筑拆毁时，我们自己的举动也不见得理智多少。
那座专供演奏室内音乐用的小小的音乐厅原本是一座完全不起眼的非艺术性建筑物—它早年是利希腊施泰因侯爵的骑术学校，后来改建时也只不过在四壁镶上木板，以适应音乐的需要，一点都不富丽堂皇，但它却像一把古老的小提琴似的扣人心弦，对音乐爱好者来说它是一块圣地，用为肖邦、勃拉姆斯、李斯特、鲁宾斯坦都在那里举行过音乐会，许多着名的四重奏都在那里首演。而现在，它却要为一幢新的实用建筑而让路，这对我们在那里度过了难忘时刻的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当贝多芬乐曲（由红玫瑰四重奏小组演奏，表演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出色）的最后旋律渐渐消失时，没有一个人离开自己的座位。我们喝采、鼓掌，一些妇女激动得啜泣起来。谁也不愿相信这是最后的告别。大厅里的灯光熄灭了，为的是把我们赶走。可是在那四五百名音乐迷中没有一人离开自己的座位，我们在那里呆了半小时、一小时，仿佛我们用那种行动能够迫使那座古老的神圣大厅得到拯救似的。而我们当大学生的时候，又是怎样为了反对拆毁贝多芬临终的寓所而用请愿书、游行和文章进行斗争的呵！在维也纳，这类具有历史意义的每一幢房屋的拆除，就象从我们身上夺取了一部分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