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然是扛着背包、冒着日晒雨淋沿街叫卖的最穷的小贩，也都愿意作出最大的牺牲，想方设法至少要让自己的一个儿子念上大学。倘若在自己的家庭成员中有一个人明显地成了称得上有知识的人，如当了教授、学者、音乐家，那么就会把这种荣誉头衔看作是属于全家的，仿佛他通过自己的成就会使全家人都变得高贵似的。在犹太人的内心，都不知不觉地在竭力避免成为一个道德上不可靠、令人讨厌、小里小气、把一切视为交易、只讲做买卖的无知无识的人，而是努力争取跻身于较为纯洁、不计较金钱的知识者的行列，说得直率一点，仿佛他要把自己和整个犹太民族从金钱的不幸中拯救出来似的。因此，在一个犹太家族中往往是经过两代人或至多三代人以后，追求财富的劲头便告衰竭，而且恰恰是在家族的极盛时期遇到了一些不愿接受自己父辈的银行、工厂、规模巨大和生意兴隆的商号的子孙。例如，有一个罗思柴尔德勋爵成了鸟类学家，有一个华伯成了艺术史家，有一个卡西雷尔成了哲学家，有一个塞松成了诗人，这些都不是偶然现象；他们都被一个无意识的相同欲皇所驱使，即：要使自己摆脱那种只知冷酷地赚钱的犹太人小天地。也许这也正表现了他们那种隐藏的渴望：通过进入知识阶层，从而使自己摆脱那种纯粹犹太人的气质而获得普遍的人性。也就是说，一个名门世家的涵义并不仅仅是指这种称呼所表示的社会地位，名门世家是指一个犹太家族通过它对另一种文化和尽可能是一种兼容一切的文化的适应，使自己摆脱了或者开始摆脱犹太社区强加于它的一切缺陷、狭隘和小气。不过后来由于大量的犹太人从事知识分子的职业，在犹太人中占了过多的比例，这种进入知识阶层的做法，也就象以前只着眼于物质利益时一样，又给犹太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大概这种无所适从、永远自相矛盾的现象，是犹太人命中注定的吧。
在欧洲，几乎没有一座城市有像维也纳这样热衷于文化生活。正因为哈布斯堡皇朝的奥地利几个世纪以来既无政治野心又无军事行动，从而显得特别繁荣昌盛，所以那种国家的自豪感也就最强烈地表现在追求艺术的卓越地位上。在这个曾一度统治欧洲的古老的哈布斯堡帝国中，那些最重要和最有价值的地区—德意志、意大利、佛兰德、瓦龙，都早已衰落，唯有维也纳这座首都—朝廷的宝地、千年传统的保护神，始终安然无恙地闪耀着古老的光辉。罗马人为这座城市的城墙奠定了最初的基石，把它作为抵御蛮人、保护拉丁文明的城堡和前哨；一千多年以后，奥斯曼人对西方的袭击，摧毁了这座城墙。这里曾经到过尼伯龙根人；七颗不朽的音乐明星—格鲁克、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勃拉姆斯、约翰施特劳斯，曾在这里生活过，向全世界放射着光辉，欧洲文化的各种潮流都在这里汇集，在宫廷里、在贵族中、在民间，德意志的文化传统和斯拉夫的、匈牙利的、西班牙的、意大利的、法兰西的、佛兰德的文化传统有着血肉的联系。这座音乐之都的真正天才是，把一切具有极大差异的文化熔于一炉，使之成为一种新的独特的奥地利文化、维也纳文化。这座城市有着博采众长的愿望和接受外来影响的特殊敏感，官把那些最不一致的人才吸引到自己身边，使他们彼此逐渐融洽。在这种思想融洽的氛围中生活，令人感到不胜温暖。这座城市的每一个居民都在不知不觉中被培养成为一个超民簇主义者、一个世界主义者、一个世界的公民。
这种兼容并蓄的艺术，这种犹如音乐柔和过度的艺术，从这座城市形成的外貌中就已经可以看出。在经过几百年的缓慢发展—从内城向外进行有机的扩大以后，这座拥有两百万居民的城市，在人员方面已足够提供一座大城市的豪华消费和多方面的需要，但它还没有大到像伦敦、纽约那样脱离自然环境的程度。城市边缘的房屋，有的倒映在多瑙河的巨流之中，有的面向着辽阔的平原，有的散落在园圃和田野，有的分布在树木葱郁的阿尔卑斯山最后余脉的不陡的山岗上；人们几乎感觉不出哪里是自然景色，哪里是城市的起端；两者和谐地交融在一起。可是到了市区，人们又会觉得这座城市的平面发展宛若一棵树的年轮似的一圈一圈层次分明；在古老的要塞围墙的旧址上是一条环城大道，用华丽的屋宇环抱着城市最中间、最贵重的核心。里面是朝廷和贵族的古老宫殿，诉说着已往的历史。贝多芬曾在这里的利希诺夫斯基侯爵府上演奏过；海顿曾在这里的埃斯特哈齐侯爵府上作过客，当时，海顿的《创世纪》正在这里的那所古老大学里举行首次演出；这里的胡浮堡宫曾见过历代的皇帝，这里的香布伦宫曾见过拿破仑，联合起来的基督教世界的诸侯们曾在这里的斯特凡大教堂里下跪，为欧洲从土耳其人手中拯救出来而默祷感恩；这里的那所大学曾在它的围墙之内见过无数科学界的名人。而在这些宫殿之间则骄傲地屹立着新的建筑、闪闪发亮的商店；光彩夺目的繁华街道显示出一派富丽堂皇。不过，这里的旧建筑并不抱怨新建筑，就象被敲下来的石块并不抱怨岿然不动的大自然一样。生活在这座城市里是异常舒畅的，它好客地接纳所有的外来人，愿意把自己的一切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