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对艺术尤其是对戏剧艺术的狂热，遍及维也纳的社会各阶层。由于近百年的传统，维也纳本身原是一座社会、阶层分明而又相处非常融洽（正如我以上所述）的城市。社会舆论还始终受皇家控制。所以，皇家的城堡不仅是空间意义上的中心，而且也是哈布斯堡帝国超越民族的文化中心。在城堡周围是奥地利、波兰、捷克、匈牙利的大贵族的府第—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第二道围墙。在这道围墙外面则是由较小的贵族、高级官吏、工业家和名门世家组成的上流社会，再外面才是小市民阶级和无产阶级。
所有这些阶层都生活在自己的社会圈子里，甚至生活在自己特定的区域。大贵族住在城市核心区的自己府第里，外交使团住在第三区，工商界人士住在环城大道附近，小市民阶级住在第二区到第九区的内城区，最外面一层住着无产阶级。但是所有的人都会在城堡剧院和盛大的节日里彼此交往。譬如说，在普拉特绿化区举行鲜花彩车游行时，十万人会热情地向坐在华丽的马车里的一万名上流人物喝采三次。在维也纳，凡事都可成为庆祝的理由，让位给色彩和音乐，如宗教游行、基督圣体节、军事检阅、皇家音乐节等，无不都是如此。纵使出殡，也是热热闹闹。任何一个讲究礼俗的维也纳人都追求壮观的葬礼、豪华的排场和众多的送葬人；甚至可以说，一个真正维也纳人的辞世，对他人来说是一次大饱眼福的盛会。正是在这种对一切声色和节日气氛的爱好之中，在这种对演戏似的生活（生活的表演形式和反映形式；也不论是在舞台上还是在现实中）的乐趣之中，维也纳全城的人都是一致的。
维也纳人的这种对戏剧的癖好，如果按戏迷们的可怜的生活条件来说，有时真可谓达到荒唐的程度，从而很可能遭到讥笑；和刚毅的邻邦德意志帝国相比，我们奥地利对政治淡漠，经济落后，事实上，其中部分原因就在于过分讲究享受。不过，这种对艺术的过分重视倒使我们在文化方面有了与众不同之处：首先，我们对每一种艺术都抱十分崇敬的态度，其次，经过几个世纪的艺术熏陶，我们有了一种无与伦比的鉴赏力，而且，正是由于这种鉴赏力，反过来又使我们最终在一切文化领域内达到超群的水平。艺术家总是在他备受尊重的地方感到最舒畅和最受鼓舞。艺术总是在它成为一件全民族生活大事的地方达到它的顶峰。正如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和罗马吸引了大批画家并把他们培养成为巨匠一样—因为每个画家都感到自己必须在全体市民面前与别的画家进行竞争和不断超越自己的水平—维也纳的音乐家和演员们也都明白自己在这座城市里的重要性。在维也纳歌剧院，在城堡剧院里，容不得一点疏忽任何一个错音符都会被立刻发现，一旦进入合唱声部的时间不合拍或音符缩短，都会受到指责。而且这种监督不仅仅来自首演时的专业评论家们，而是来自每天每日的全体观众。他们的耳朵是敏锐的，通过不断的比较更是越来越尖。由于政治、行政管理和社会风纪方面一切都相当安定顺当，所以在这些方面有点马虎，维也纳人都能包涵，有点违反常规，都能宽容谅解，但另一方面，他们对艺术方面出现的差错却从不含糊，因为这关系到本城的荣誉。每一个歌唱家、每一个演员、每一个音乐家，都必须始终竭尽全力，不然就会被淘汰。
能在维也纳成为明星是非常了不起的，但要始终保持明星的地位却不容易；任何松懈都不能原谅。在维也纳的每一位艺术家都清楚这种从不间断、毫不留情的监督，从而迫使自己锲而不舍，这样也就使整个艺术水平达到卓绝的程度。我们每一个人从青年时代起就已习惯于在自己的生活中用严格、苛刻的标准要求艺术家的每一次演出。一个当年曾十分熟悉古斯塔夫马勒尔领导的歌剧院里一切铁的纪律和曾把交响乐团里团员们的干劲和缜密联系起来视为理所当然的人，在今天也是很难对一次戏剧或音乐的演出感到完全满意的。不过，我们这样也就学会了对自己的每一件艺术品提出严格的要求。当时所达到的水平一直是我们的表率，在一个正在成为艺术家的人看来，那种水平在世界上只有少数城市具备。然而，那种关于正确节奏和情绪高昂的知识却又是家喻户晓的，因为即使是一个坐在酒馆里的小市民也会要求乐队演奏出高水平的音乐，就像他要求掌柜给他上好的葡萄酒一样。就连普拉特绿化区的居民们也都清楚地知道哪支军乐队演奏得最带动，不论他们是德国的音乐大师还是匈牙利人；仿佛往在维也纳的人都从那空气中获得了音乐节奏感似的。所以，正如我们这些作家们在一篇特别讲究的散文中表现出那种优美的音乐性一样，其他人则在社交场合和日常生活中充满温文尔雅的礼节意识。在所谓上流社会里，一个没有艺术感和不崇尚礼仪的维也纳人是不可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