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一种世间的权力、没有一个皇帝、没有一个国王、没有一个宗教法庭能把他们从真神那里赶走。在宗教把他们团结在一起的时间里，他们仍然是一个集体，因而仍然是一种力量；倘若有人驱逐和赶走他们，那是他们为自己的过锚而受罚，因为他们通过自己的宗教信仰、通过自己的风俗习惯，有意识地把自己和世界上其他各民族隔离开来。可是二十世纪的犹太人早已不是一个集体。他们已经没有共同的信仰，与其说他们为自己是犹太人感到自豪，毋宁说感到一种负担。他们不再意识到自己的使命。他们在生活中把从前自己神圣的书籍中的诫律抛在一边，他们不再说那古老的共同语言，他们已经生活在、融合在自己周围的各民族里；消溶在普遍的生活之中是他们越来越迫切的愿望，为的是面对种种的迫害能得到和平，在永远的逃亡中能得到休息。所以，他们互相之间已不再理解，他们已溶化在其他的民族里，他们已经是法国人、德国人、英国人，俄国人，而早已不再是犹太人。现在，又粑他们赶到一起来了，把他们象街上的垃圾似的扫在一起，他们有的是住在柏林华丽宅邸里的银行经理和正统犹太教堂的执事，有的是巴黎的哲学教授，有的是罗马尼亚的马车夫，有的是出殡时雇来哭灵的妇女，有的是洗尸体的人，有的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有的是音乐会的女歌唱家，有的是作家，有的是酿酒工人；有的家财万贯，有的一贫如洗，他们中有大人物、也有小人物，有虔诚的教徒，也有思想开明的人，有高利贷者，也有哲贤之士，有犹太复国主义者和同化论者，有德意志犹太人和西班牙、葡萄牙犹太人，有正义者和非法者。在这些人后面还有一群以为早已逃脱了咒语的茫然不知所措的人，还有改宗的犹太人和混血的犹太人。现在，几百年来第一次，又把犹太人自己早就觉得不再存在的一种共性重新强加在犹太人身上，那就是从埃及开始一再出现的共性：驱逐犹太人。可是为什么这样的命运会降临到他们身上的呢而且总是一再单单降临到他们身上这种毫无道理的迫害原因何在，有何意义有何目的把他们赶出所有的国家，却又不给他们一块土地。
人们说：别和我们住在一起！但又不告诉他们：他们应该住在哪里。人们把罪责加在他们身上，可是又不让他们用任何方法来赎罪。所以他们在逃亡的路上总是睁着焦灼的眼睛凝视着—为什么我要逃亡为什么你要逃亡为什么我要和你一起逃亡我既不认识你，又不懂你的语言，我也不了解你的思想方法，我跟你毫无关系，为什么我要和你一起逃亡为什么我们大家一起逃亡没有人知道答案。即便是在那些日子里我常常与之交谈的弗洛伊德。我们那个时代头脑最清楚的天才，也不知道在这种荒谬中有什么目的与意义。但也许这正是犹太教的最终意义：通过犹太教谜一般的长期存在，当人们误以为在生活中早已死去和装进棺材的东西，突然以同样的形式和姿态重新向他们走去时，没有比这更可怕怕的了。一九三九年的夏天到了，慕尼黑协定连同它的短命的为了我们时代的和平的幻想早已过去，希特勒已经违背自自己的誓言和许诺袭击了残缺不全的捷克斯洛伐克，并吞并了它，梅梅尔已经被占领；被煽动得忘乎所以的德国报纸大嚣要得到但泽和波兰走廊。英国突然从自己真诚的轻信中痛苦地清醒过来。就连那些未受过教育的普通人，尽管只是从直觉上厌恶战争，现在也开始表示异常愤怒。任何一个平时十分矜持的英国人都会和另一个人攀谈起来。看守我们大公寓的门房、开电梯的服务员、打扫房间的女仆，都在谈论此故事。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清楚地知道发生的事，但每一个人都仍记得那一件事，那件不可否认、公开的事：英国首相张伯伦三次飞往德国拯救和平，但是如此曲意奉迎却没有使希特勒感到满意。曾经听到英国国会里有过强硬的声音：停止侵略！人们到处感觉到英国在为将来临的战争作准备（或者确切地说，为反对战争作准备）。浅色的防空气球又开始在伦敦的上空飘浮—它们看上去象孩子们的大灰象玩具，纯洁无邪。人们又在修筑防空掩体，对已经分发的防毒面具进行仔细的检查。局势变得象一年前那样紧张，或许更紧张。因为这一次作为政府后盾的不再是老实和轻信的人民，而是坚决和愤怒的人民。
我在那几个月里已经离开伦敦，隐居到巴斯乡间，在我一生中，我从未有象当时那样感觉到自己对世界发生的事完全无能为力。我在伦敦是一个清醒的、有思想的、远离一切政治的人，我献身于自己的工作，默默地、锲而不舍地把耕耘，把自己的岁月变成作品。但也有另外一些少数人，他们呆在某个看不见的地方，人们不认识他们，也从未见过他们，他们就是呆在柏林威廉大街、巴黎凯道赛、罗马威尼斯宫以及伦敦唐宁街的人。这十个或者二十个人为人们不知道的事情谈话、写信、打电话、订条约。其中只有权少数几个人表现出特别的机智或才干。他们作出没有别人参预的决定，别人对那些决定中的细节一无所知。他们却用那些决定来左右每一个欧洲人的生活和我本人的生活。现在，我的命运是掌握在他们手中，而不是掌握在我自己手中。他们毁灭或者爱惜我们三这些无权无势的人。他们赐予我们自由或者逼着我们受奴役他们为千百万人决定战争或者和平。而我在那个时候就象所有的其他人一样，坐在自己的房间里，象一只苍蝇似的不能抵抗，象一只蜗牛似的没有力量。然而，那是关系到生死存亡仍的大事，关系到内心最深处的我和我的未来，关系到我脑子里正在形成的想法，关系到已经产生和尚未产生的计划，关系到我的起居和睡眠，关系到我的意志、我的财产、我所有的一切。当时，我象坐在自己小囚室里被判了刑的犯人眼望着空室，面对四壁静候着，陷入那毫无意义的、无能为力的等待。我左右的那些同伴们在打听、议论、烧舌，仿佛我们中间某个人知道或者能够知道；他们要怎样支配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