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一个星期接着一个星期、一个月接着一个月过去，逃到这里来的人越来越多，后到的逃难者也比先来的逃难者越来越可怜，精神越来越颓唐。那些动作最快、最先离开德国和奥地利的人还能救出自己的衣服、箱笼和家什，有些人甚至还带了一些钱。但是，一个人相信德国的时间越长，越是舍不得离开可爱的祖国，他受到的惩罚也就越重。纳粹先是剥夺了犹太人的职业，不让他们去剧院、电影院、博物馆，不让犹太族的研究工作者去图书馆；那些犹太人有的出于忠诚，有的出于惰性，有的出于胆小，有的出于傲慢而留在家中。他们宁愿在祖国受欺凌，也不愿在他乡当乞丐受侮辱。接着，纳粹不让他们用仆人，拆走他们家中的收音机和电话机，然后没收他们的住宅，最后强迫他。们佩带大卫王之星的标志。任何人都会在街上认出他们来，把他们看作赶出门的人、无赖汉，象避开麻疯病人似的避开他们，嘲笑他们。
他们所有的权利都被剥夺了。任何摧残心灵和身体的强暴行为都被当作取笑手段强加在他们身上。对每一个犹太人来说，那句古老的俄罗斯民间谚语突然变成了严酷的真理，在讨饭袋和监狱面前，没有人是安全的。没有走的犹太人被送进了集中营。在里面，德国人的管教使最傲慢的人也屈服了，然后，纳粹把他们身上剥得只剩下一身衣服，口袋里只剩下十个马克，再把他们逐出家园而不管去向。他们站在边界线旁，然后到领事馆去苦苦哀求，可是几乎都没有用，因为哪个国家要这些被抢得精光的人呢要这些乞丐呢我将永远不会忘记，当我有一次在伦敦走进一个旅行办公室时，我看到的是怎样一番景象呵；那里挤满了逃难的人，几乎全是犹太人，他们想，随便去哪里、哪个国家都一样，到北极的冰窟，或者到撒哈拉大沙漠滚烫的盆地，只要离开这里，只要能继续逃难，因为他们的逗留期限已满。他们必须继续往前走，带着妻子、儿女走到另一个陌生的垦室下、走到陌生的语育世界，到那些他们不认识的人群中去，到那些不欢喜他们的人群中去。我在那里遇到一个从前非常有钱的维也纳工业家，同时他也是我们最有知识的艺术收藏家之一；一开始，我没有认出他来，他的头发已变得那么白，人已变得那么老，精神已变得那么沮丧。他颤巍巍地用双手扶着桌子。我问他想到哪里去。我不知道，他说，谁今天还会问我们的想法哪里允许我们去，我们就到哪里。有人告诉我，这里大概可以得到去海地或者圣多明哥的签证。我的心头不禁一怔；一个带着儿孙的精疲力尽的老头战战兢兢地希望到一个他从前从未在地图上好好看一眼的地方去，只是为了继续到那里去乞求，继续过流落异乡、得过且过的生活！在他旁边的一个人急切地问，怎样才能去上海，他说，他听说中国人还会接受他们这些人。就这样，那里一个人挨着另一个人，拥挤不堪，他们是过去的大学教授、银行经理、商人、地主、音乐家，每一个人都准备拖着自己生活中可怜的破烂越过大地与海洋；他们什么都干，什么都能忍受，只要能离开欧洲，远远地离开，远远地离开！
那是一群面黄肌瘦象鬼一样的人。可是最令我震惊的是这样一个念头：那五十个备受折磨的人仅仅是一支五百万、八百万、也许一千万犹太人大军的零星先头部队，那支大军已经在他们后面出发，蜂拥而至，所有那些被抢光、接着在战争中彼躁瞒的几百万人正等待着慈善机构的遣送，等待着当局的批准和盘缠，那巨大的人流若惊弓之鸟、丧家之大，在希特勒的焦土政策面前仓皇出逃，围在欧洲各国边界火车站的四周。挤在监狱里。他们是一个完全被扫地出门的民族，人们不承认他们是一个民族，而这个民族两千多年来只要求不再流浪，只要求有一块歇脚的安静、和平的土地。
不过，二十世纪犹太人的悲剧中最最悲惨的是，他们再也无法找到自己遇到的悲剧有什么意义，无法找到自己错在哪里。所有在中世纪被逐出门的人，他们的祖先至少知道，他们为何而受难：是为了自己的信仰，为了自己的律法。他们把对自己真神始终不渝的信仰看作是灵魂的护身符—今天的犹太人早就把它丢掉了。他们在自豪的幻觉中生活和受难。作为世界和人类的创造者的一个优秀民族，命中注定会有特殊的遭遇和特殊的使命，圣经中预示的话对他们来说就是诫律和教规。要是有人把他们推进火堆，他们就把那本圣经贴在胸前，他们就会由于那内心燃烧的火而感觉不到残酷火焰的的烫了，要是有人赶他们出境，对他们来说还有一个最后的故乡，那就是真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