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来了，一个朋友问我，我在想什么。报纸来了，只是使我更加心烦意乱。
收音机打开了，听到的是前后矛盾的话。我走进小巷，遇到的第一个人问我这个同样一无所知的人，是否会发生战争。人们在不安中打听、议论、胡扯、讨论，尽管他们清楚地知道，他们多年来所积累的全部知识、经验、预见，在那十几个不认识的人的决定面前毫无价值。他们知道，他们在二十五年之内第二次对命运感到束手无策，缺乏毅力，他们知道，那些使自己脑袋发痛的想法是没有意义的。我终于再也忍受不了那座大城市—伦敦了，因为那里的每一个街角都贴着海报，那些刺眼的话象疯狗似地向我扑来；因为我无意之中从身旁熙熙攘攘的人流中的每一个人的额角上看出，他在想什么。原来我们想的全是同一件事。只是想战争会不会爆发。只是想在那决定性的赌博中是赢还是输。在那决定性的赌博中，我的整个生命、我的最后几年岁月、我的那些尚未写成的书、以及我迄今感到是我的使命、我的生命意义的一切，都成了赌注。
可是在外交的赌盘上，弹子犹豫不决地滚动，慢得令人神经受不了，它滚去又滚来，滚来又滚去，一会儿黑，一会儿红；一会儿红，一会儿黑；希冀和绝望，好消息和坏消息，就是一直没有最后的决定。忘掉这些吧！我对自己说：躲开这里吧，逃避到你内心的丛林最深处，即躲进你的工作之中，躲进只有称一个人的地方去—你在那里不再是国家公民，不再是可拍的赌博对象，在一个变得疯狂的世界上，你的一点智力只有在那里还能理智地发挥作用。
我不缺工作任务。多年来，我一直在为写一部有关巴尔扎克及其作品的两卷集巨着积累素材。但我从未有勇气去开始写一部范围如此广泛、涉及时间又长的作品。现在，恰恰是烦恼给了我勇气。我隐居到巴斯，为什么偏偏去巴斯呢，那是因为英国光辉文学中的许多佼佼者，首先是菲尔丁，是在那里写作的。那座小镇比英国其他任何一座城市更忠实、更强烈地反映出另一个世纪—十八世纪恬静的面貌。但是，那种幽雅、秀美的景色和世界不断产生的不安以及我的思想又形成多么痛苦的对比呵！英国一九三九年的八月和奥地利一九一四年美丽的七月完全一样—我今天仍能记得那七月的情景：迷人的美丽。天空还是那样湛蓝、一望无际，象上帝的和平帐篷，太阳温暖的光辉还是那样照耀着草地和森林，盛开的鲜花还是那样绚丽多彩世界是一片同样和平的景象，但世界上的人却在准备战争。面对那些茁壮、繁茂、静静的草木，面对弥漫在巴斯的山谷里令人陶醉的安谧气息，不由得使我想起一九一四年巴登景色的娇媚，相比之下，那种疯狂的冒险在当时显得多么不可思议。
我象过去一样，不愿相信那一切是真的。我又准备作一次夏季的旅行。
一九三九年九月的第一周，国际笔会代表大会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由于我这个两栖人不再代表任何国家，瑞典的同行们请我作为贵宾参加；在后来的那几周，中午、晚上的每个小时，都披友好的东道主事先安排好了。我早就订好了船票，但紧急动员的消息接踵而至。按常理，我现在应该迅。速把我的书籍、我的手稿捆扎好，离开那个可能成为交战国的大不列颠岛，因为我在英国是一个外国人，况且，一旦战争爆发，我便是一个敌对的外国人，种种可以想得到的自由限制就会临到我的头上。但是有一些无法解释的情绪在我心中反对我离去。一半是固执，我不愿一次又一次地逃难，因为我的命运到处都一样；一半是已经疲乏。我们命该遇到这样的时代，我用莎士比亚的话对自己说。如果这样的时代要降临到你头上，你这个快六十岁的人就别再和它抗拒了！你尽最大的努力，你用你的生命，也掌握不了这样的时代。
所以，我依然留在英国。我要尽可能先安排好自己的日常生活。同时，由于我打算第二次结婚，我不愿耽误时间，以免一旦战争爆发，因为我属于交成国的公民而被拘留或者其他意料不到的措施和我未来的生活伴侣长期分离。
于是，九月一日（星期五）上午我去巴斯的民政局登记结婚。那位官员拿着我的证件，显得分外友好和热情。他象那个时代的每一个人一样，理解我们要求尽快办理愿望。结婚仪式打算安排在第二天；那位官员拿起笔，开始用漂亮的圆形字体把我们的名字写进他的登记簿。
就在那个时刻—十一点钟左右，里面套间的房门突然被打开。一位年轻的官员急速走进来，一边走一边穿着大衣。在安静的房间里大声喊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