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的太阳已经沉没。
我们的白昼已经过去；黑云、夜露和危险正在袭来，我们的事业已成灰烬。
莎士比亚：《裘里斯凯撒》跟那个时候高尔基在索伦托一样，我在英国的最初几年很少觉得是一种流亡，即使是在那次所谓革命和紧接着那次革命纳粹企图用突然袭击和暗杀多尔富斯来占领那个国家以后，奥地利依然继续存在。我的祖国又继续挣扎了四年。我自然每时每刻都可以国家。我没有行动不自由。我没有被驱逐。我的书还完好无损地在萨尔茨堡的家中。我身边还带着奥地利的护照，祖国还是我的祖国，我还是那里的公民—而且是有全部权利的公民。那种可怕的、没有亲身经历过永远体会不到的、失去祖国的处境还没有开始。那是一种搅乱神经的感情。睁着清醒的眼睛在一片空虚中浑浑噩噩，心里知道，无论你在哪里落脚，随时都会遭到白眼。而我才处于这种境遇的最初阶段。
当我一九三四年二月底在维多利亚火车站下车时，我就有一种异样的感觉：
决心要在那里长期居住的城市，和一座只是去作客的城市，看上去就是不一样。我不知道，我将在伦敦住多久。对我来说只有一点是重要的，那就是又可以从事自己的创作了，又可以维护我的人身自由和内心自由了。因为一切财产都已意味着累赘，所以我没有为自己张罗住宅，而只是租了一套简单的公寓房间，大小将够，那些少量书籍可以藏在两个壁橱里。我是离不开书籍的。房间里还可以放一张写字桌。这样，我就有了一个脑力劳动者所需要的一切。要是来客人，当然是没有地方了。我真的宁愿住最狭小的房间，以便可以随时出去旅行。我的生活无意之中已经变成临时性的了，不能再作长远安排。
第一天晚上—天色已黑，墙壁的轮廓在昏暗中逐渐模糊起来，我踏进那间终于整理好了的小居室，我吃了一惊。在那一瞬间，我以为走进了大约三十年前我在维也纳为自己布置的那个小房间。因为房间是同样的小，墙上同样贴着那句对书籍的祝辞，同样挂着那幅布莱克的画：《约翰国王》那张画到处陪伴着我，国王梦幻般的眼睛一直望着我。我确实需要一点时间镇静一下，因为多少年来我再也没有想起过维也纳的那第一套小房间。难道那是我的生活—相隔那么长的时间—退缩到过去的象征是我自己变成幽灵的象征当我三十年前在维也纳为自己选上那间斗室时，我的命运已经开始。当时，我还没有创作出什么来，或者说，还没有创作出什么重要作品来：我的着作、我的名字还没有在我的祖国生根。
现在—在惊人的相似环境中—我的着作从自己的语言环境中重新消失了。我所写的一切，对德国来说已非常陌生。朋友们都已疏远，昔日的联系已被破坏，贮有着收藏品、绘画和书藉的住房也已失去，完全和当时一样，我又被一片陌生所包围。我当初努力干过的、学到的、享受过的一切，看来都已飘逝，我已五十岁了，但又要从头开始，我又要坐在写字桌前当学生，早晨疾步走到图书馆去—只不过不再那么虔诚，不再那么热情罢了，头发已经灰白，疲惫的心灵蒙上了薄薄的沮丧。
对更多他讲述有关一九三四年到一九四○年我在英国的情况，我总感到有些犹豫。因为我已踏进我们今天的时代，而且我们大家几乎都同样经历过那个时代，怀着同样由广播报纸煽动起来的不安，怀着同样的希望和同样的忧虑。我们今天很少会怀着骄傲的感情回想自己政治上的迷惘，而是怀着可怕的感情回想那个时代曾把我们引向何方；要想说明过去的人，他必然要控诉，可是今天，我们谁有这种权利呢！再说，我在英国生活是非常小心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