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自己不善于克制内心的无限惆怅，所以我在那半流亡和流亡的全部日子里，断绝了一切社交活动。我想，当他们讨论时局。的时候，我在一个陌生的国家是不可以说三道四的。我在奥地利对那些领导人物的愚蠢举动尚且无能为力，我怎么可以在英国信口雌黄呢我党得自己在那美丽的岛国只是一个客人，我非常清楚：如果我—用我们知道的比较清楚、比较可靠消息指出希特勒纷世界带来的危险，那么他们就会把它看作仅仅是我个人的看法。当然，眼看着那些明显的错误而缄口不语，有时候是很困难的。看到英国人的高尚道德、忠心耿耿、毫无猜忌地信赖每一个人的真诚意愿，竟被事先精心策划的宣传所滥用，是多么伤心的事呵。他们一再受蒙蔽，说什么希特勒只是要把边界周围的德国人弄到自己身边，然后他就满足了，为了表示感谢他会把布尔什维主义铲除，这样的诱饵确实产生了不同寻常的效果。
只要希特勒在演说中说出和平这个词，报纸就会热烈欢呼而忘记了他犯下的全部罪行，并且也就不再过问德国如此疯狂地武装自己到底要干什么。
从柏林回来的旅游者称赞那里的秩序和设计新秩序的大师，那是因为那些旅游者的参观访问都经过预先安排，他们受到的是奉迎的款待。英国人开始渐渐默认那位新领袖要求建立大德意志帝国是有道理的—没有人理解，奥地利是欧洲大墙里的一块基石，要是有人把它从墙上挖掉，欧洲必将崩溃。
我以焦虑的目光觉察到在英国人和他们的领导人当中存在着那种被人诱骗的天真和高尚的轻信，因为我曾在自己的家乡亲眼目睹过冲锋队员的脸，并听他们唱着：今天，德国属于我们，明天，将是整个世界。政治局势越紧张，我越是避免和别人谈话，避免任何公开的行动。我在英国从未在一家报纸上发表过一篇和时局有关的文章，也从未在电台讲过话，从未参加过公开的讨论；在昨日的世界上，咱有对英国，我是这样，我生活在那间斗室里，比我三十年前作为大学生住在维也纳的那间小屋里，更加无声无息。所以，我今天没有权利作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见证人去描述英国；当我后来不得不承认，我在战前从未真正认识到英国最深沉、最内在、只有在最危险的时刻才会表现出来的力量，那时，我就觉得更没有权利了。
我在英国也没有见到许多作家。我刚开始接近的那两位作家：约翰德林克沃特和体士沃尔波尔，又恰巧提前被死神带走了。较为年轻的作家，我更不常遇到。由于那种不幸压在自己身上的外国人的不安全感，我避免去俱乐部、宴会厅和公开场合。不过，我还是经历了一次真正令人难忘的特别场面。我看到两位思想最敏捷的人物—肖伯纳和HG威尔斯进行了一次私下成见极深、但表面上文雅得体的。
争论。我事先不知道究竟是什么造成他们之间那么深的隔阂；但两位大作家之间的那种一触即发的紧张关系，在他们互致问候时便让人感觉出来了，彼此都象半开玩笑似的嘲弄对方。所以我当时的处境是既尴尬又极感兴趣。他们之间必然有过原则性的意见分歧，可能不久前已经消除，或者，要通过那次午宴来加以消除。那两位在英国都享有声誉的大人物半个世纪前均在费边社为当时尚且年轻的社会主义并肩战斗过，自那以后，他们都按自己非常独特的个性发展，彼此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威尔斯坚持自己积极的理想主义，坚持对人类未来的美好憧憬。而肖伯纳则相反，他越来越用怀疑、嘲讽的眼光观察未来和当代的现实，以检验自己冷静的愉快的戏剧。他们的身形外貌也随着岁月而形成对照。肖伯纳，那位精神矍铄得惊人的八旬老人，当时只吃些核桃和水果，嘴巴还发出格格的响声。他身材高大、瘦长，从不知倦怠，在健谈的嘴边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他比以往更热衷于自己的奇谈怪论。威尔斯，那位乐天的六旬老人，比以往更追求享受、安逸，他身材矮小，面颊红润，在偶尔轻松愉快的表情背后蕴有一股无情的严肃。
肖伯纳善于进攻，他迅速而又巧妙地变换着攻击点；威尔斯在战术上长于防卫，他不动声色，犹如一个教徒、一个信念坚定的人。我很快得到这样的印象：威尔斯来这里不仅是为了一次友好的午宴谈话，而是为了一场原则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