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的报纸对有关社会民主党人的一次暴动的报道相当含糊其词，好象说它已经被平息。实际上，那天的战斗正处于白热化的状态，政府决定在机枪之后用大炮对准工人的住宅。可是我没有听到大炮的声音，我想，如果当时整个奥地利被占领的话，那么，它不是被社会党人、就是被纳粹党人、或者被共产党人所占领。我也许就象当时慕尼黑的人一样知道得极少，他们早晨醒来，才从《慕尼黑最新消息》报上看到，他们的城市已落入希特勒的手中。当时，市内的一切都象往常一样平静、有条不紊，而郊区的战斗却非常激烈。我们愚昧地相信了官方的说法，一切都已解决，一切都已结束。我为查阅一些资料到了国家图书馆，那里坐着许多大学生，在看书、在学习，跟往常一样，所有的商店都开着，人们完全没有不安的迹象。一直到第三天，一切都过去了，人们才零零星星知道一些真相。铁路交通几乎还未恢复，我就在第四夭的早晨启程返回萨尔茨堡。在萨尔茨堡的街上，我遇到两三个熟人，他们马上向我走来问我，维也纳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作为那次革命的见证人的我，不得不老老实实告诉他们：我不清楚。你们最好去买一张外国报纸看看。
奇怪的是，在那些事件结束后的第二天，我就要为我的生活作出抉择。
我从维也纳返回萨尔茨堡是下午到达家中的。家里的桌子上堆满了好多校样和信件，为把那些所有拖欠的事情干完，我一直工作到深夜。翌日早晨，我还在床上躺着，就有人敲门，是我们那位忠厚的老仆人—我要是不事先明确约定一个时间的话，他平时是从不来叫醒我的—他脸上露出惊慌失措的神色。他说，请我下去一趟，警察先生来了，要跟我谈话。我有点儿吃惊，一边穿上晨服，走下楼去。楼下站着四个便衣警察，他们通知我，他们是奉命来抄家的，说什么我应该立即交出所有藏匿在家的共和主义者保卫同盟的武器。
我今天必须承认，开始的一刹那我惊愕得不知回答什么是好了。在我家里有共和主义者保卫同盟的武器多么荒唐！我从未属于哪个党派，我也从来不关心政治。我已经有好几个月不在萨尔茨堡了，再说，这岂不是世界上最可笑的事情吗一个武器库正好设在位于城外一座山上的我的家中。
别人怎么会看不见有人把枪支或武器朝山上背运哩！我没有什么好回答的，只是冷冰冰地说：请，你们搜查吧。那四个秘密警察穿过房间，打开一些箱柜，敲敲几处墙壁。从他们搜查时那种马马虎虎的神情上看，我马上明白了，那种搜查仅仅是一种形式而已，就连他们自己也没有人真的相信在那所房子里会有一个储存武器的仓库。半小时后，他们宣布搜查完毕,然后走得无影无踪。
那出闹剧在当时为什么会使我如此愤慨、恐怕需要从历史上加以说明。
因为近几十年来，欧洲和世界上的人已经忘记了个人的权利和公民的自由曾是多么神圣。自一九三三年以后，搜查、随便捕人、查抄财产、逐出家园和国土、流放以及各种形式的贬谪几乎成了司空见惯的事；在我认识的欧洲朋友中，几乎没有一个人没有经历过那些遭遇。可是，一九三四年初，在奥地利搜查私人家庭还是一种莫大的侮辱。要对象我这样完全脱离政治、多少年没有行使过自己选举权的人进行搜查，必须有特别的理由。事实上，那是典型的奥地利作法。萨尔茨堡的警察局长出于无奈，不得不对用炸弹和爆炸物每夜骚扰居民的纳粹分子采取严厉措施，然而那种监视当时得有很大的勇气，因为纳粹党已经采用恐怖手段。当局每天收到恐吓信，信中说，如果他们仍然迫害纳粹分子，必将为此付出代价。事实上，纳粹分子关于报复的话一直是百分之百地兑现。那些忠实的奥地利官员们在希特勒进驻的第二天就被送进了集中营。可想而知，在我家里的搜查表明，那些人会对任何人采取那种安全措施。不过，我在这个本身并不重要的插曲背后感觉到，奥地利的局势变得多么严峻，从德国来的压力是多么强大。自从那几个秘密警察来过我家之后，我不再喜欢我的家了。一种直感告诉我，那样的插曲只是更大规模侵犯人权的小小前奏而已。当天晚上，我把最重要的文件捆成包，决定从此长期生活国外。那种离别比离开家园和祖国的意义更深远。因为我的家庭对那所住宅的眷恋胜于对自己的故乡，我家里的人热爱那片土地。但对我来说，世界上最重要的是个人自由。在我的朋友与熟人中，我跟谁也没有说我的打算，两天后我就重返伦敦；到了伦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通知萨尔茨堡当局，我已最终决定放弃我的住地。那是我脱离自己祖国的第一步。不过，我知道，自从维也纳发生事变那几天以来，奥地利已经失败—当然我还不能预测，我将因此失去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