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大学生们也和过去大不一样，他们今天到处成了反动势力的急先锋，他们冲击他的住宅，打碎他的住房的窗户玻璃。但是这位有着一双聪明的眼睛、留着一小撮山羊胡子、外表更象一个愉快平民的矮胖人物，并没有彼吓倒。他没有离开那个国家，尽管接到美国及其他国家大学的邀请，他还是待在家中，躲在书籍的大墙后面，他继续以同样的观点办《批评》杂志，继续出版他的着作，而且他的威望是那样的高，以致根据墨索里尼的命令建立的毫不留情的检查制度在他面前也执行不下去，然而另一方面，他的学生和与他信念一致的同志却完全被瓦解了。对一个意大利人，甚至对一个外国人来说，要去看望他，是需要非凡的勇气的，因为当局清楚地知道，他在自己的堡垒里，即在他满是书籍的书房里，谈话是直言不讳的。所以，他等于生活在一个空气密封的房间里，他在四千万同胞当中，就象生活在一只煤气罐里一样。我觉得，在一座有几十万人口的城市里，在有几千万人口的国家中，这种密封式的孤立是一件可怕的事，但同时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我当时还不知道，这种消灭一个人的思想的做法比起以后加到我们自己头上的做法，还是要宽容得多，我不能不钦佩，这个已经年迈的老头在每天的斗争中保持了怎样清醒和旺盛的精力呵，但是他却笑着对我说：恰怜是那种反抗斗争使一个人变年轻了，要是我继续当着议员，我在精神上也早已变得懒散和不坚定了，我就容易老了。对一个有思想的人来说，危害最大的莫过于缺乏反抗精神；自从我孤身一人和青年们不再围着我以来，我才更需要使自己变得年轻。然而，我不得不过了好几年才懂得，一旦折磨、迫害和孤立不能摧毁一个人时，它们就会不断升级，就象生活中一切重大的事情一样。一个人获得这类认识，从来不是通过别人的经验，而是始终只能从自己的命运中得来。
我从未见过意大利的那位最重要的人物—墨索里尼，这要归咎于我不愿接近政治人物的毛病，即便在我的祖。国—小小的奥地利，我也未遇见过国家领导人，如，赛佩尔、多尔富斯、舒施尼克。这本来就是有意这么做的。据我从朋友们（他们也是墨索里尼的朋友）那里获悉。墨索里尼是我的书在意大利的第一批和最热心的读者之一。但是由于他曾主动地满足过我第一次向一位政治家提出的请求，所以我本该亲自去向他道谢。
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天我收到一封朋友从巴黎寄来的快信，说一位意大利妇女有要事要到萨尔茨堡看我，希望我马上接待她。第二天，她就来了。
她对我说的事确实让人震惊。她的丈夫，一个穷人家庭出生的优秀医生，是由马泰奥蒂出钱培养成材的。在马泰奥蒂—那位社会党的领导人被法西斯分子残酷杀害时，早已交瘁的世界良心再一次对这种罪行作出了愤怒的反应。整个欧洲都被激怒了。他的这位忠实的朋友是当时敢于在罗马的大街上公开抬着被害者的灵柩出殡的六名勇士之一，不久之后，他由于遭到刁难和威胁而流亡出走。但是，马泰奥蒂家属的命运仍然使他感到不安，为了报答他的恩主，他想把马泰奥蒂的孩子偷偷地从意大利送到国外。但他在于这件事的时候落到了密探或者捣乱分子的特务手中，他被逮捕了。由于一提起马泰奥蒂就会使意大利感到难堪，所以用这样的理由对他进行起诉，几乎不会对他构成太大的罪名。不过，那位起诉人却巧妙地把他同另一件同时发生的企周用炸弹杀死墨索里尼的案件联系起来，于是这位曾在战地获得过最高奖赏的医生被判阶十年重犯监禁。
不言而喻，他的那位年轻夫人心急如焚。她在信中说，她的丈夫可能活不到这十年，我一定得为反对这个判决而做点什么，我一定得联合欧洲文学界的所有名人，大声疾呼地进行抗议。她请我予以帮助。我立即写信劝她不要搞什么抗议。据我所知，自第一次大战以来，所有这类舆论声明早已没有任何用处，我竭力向她解释：出于民族的尊严，没有一个国家会在外界的压力下修改自己的法律，在美国的萨科一万泽蒂案件中，来自欧洲的抗议完全是帮了倒忙。我恳切地请求她不要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干出什么事来，她这样做只会使她丈夫的处境变得更糟。因为如果有人试图从外界给墨索里尼施加压力，他也绝不会作出减刑的安排；即便他想这样做，也绝不能办到，但是我用非常诚恳的言辞答应她，我将尽量设法。正巧我再过一个星期就要去意大利，我在那里有一些能施加影响的好友。也许他们能悄悄地为她的丈夫说好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