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那一次聚会本来就很不寻常。高尔基不会任阿一种外语，我又不懂俄语。按照各种逻辑，我们必然是默默地相对而坐，或者借助我们尊敬的朋友玛丽亚布德贝格男爵夫人的翻译才能得以交谈。可是高尔基真不愧为世界文学中一位最具天才的叙述家。叙述对他来说不仅仅是一种艺术表现形式，而且也是他全部天性本能的表现。他在叙述时，把自己置身于被叙述的事物之中，把自己变成为被叙述的对象。通过他脸上的各种表情，我虽然不懂他的语言，但却明白他的意思。他看上去是地地道道的俄罗斯人样子，我无法用别的词来表达。他的面貌没有什么引人注目的地方，人们看到这位身材瘦长、头发草黄、颧骨宽宽的人，很可能想到田里的农民，马车上的马车夫，小鞋匠，无人管教的流浪汉—他是地地道道的老百姓，是俄罗斯人原型的集中表现。人们在大街上可能会漫不经心地从他身边走过，不会注意到他的特点。只有当你坐在他的对面和他开始叙述什么的时候，你才会认出他是谁。因为他无意之中就成了一个他所要描绘的人。今天我仍然记得，他是怎样描述一个他在游历则遇到的疲倦、年迈的驼背人—在别人给我翻译之前，我就明白了，他很自然地把脑袋一耷拉，双肩垂下，跟神阴郁、倦怠，而他开始叙述时，蓝眼睛却是明亮有神，声音颤抖；他不知道自己已经变成了那个驼背老人。而当他描述一些高兴的事情时，他立刻就会放声大笑。他轻轻地向后倚靠着，额角闪烁有光，听他讲话真是一件难以形容的快事，他讲述的时候，一边用熟练的形象动作描述与之有关的景色和人物。他身上的一切：无论是他的坐相和走路的姿态，还是他倾听别人讲话和十分高兴的时候，都显得朴买而又自然。有一次晚会上，他乔装一个贵族，腰间佩着一把军刀，眼神顿时变得威严极了。他眉毛飞扬，器字轩昂，在房间里来回地踱着方步，好象正在考虑一道严峻的诏书，可是当他不一会儿把化装衣服脱去时，他又笑得象一个农家少年那样纯朴。他的生命力简直是个奇迹，他的肺坏了，可是他依然活着，这原是违背医学规律的。是那种不同寻常的生活意志，坚强的责任感使他继续活下去；他每天早晨用清清楚楚的手写体着述他的长篇小说，回答他的祖国的青年作家和工人们向他提出的千百个问题；对我来说，和他在一起，就好象见到了俄国，但不是布尔什维克的俄国，不是从前与今天的俄国，而是看到了一个永恒民族的宽厚、坚强、深沉的心灵。在那些年月，他的内心还是犹豫不决的。作为一个老革命家，他曾愿意改天换地，他曾与列宁有过个人的友谊，在当时他仍然犹豫是否要完全投靠党，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否要成为党的牧师和教皇。
他始终感到良心上的压力，因为在那些年月，每个星期都有决定，而那些决定跟他这样的人是不合拍的。
在那些日子里，我恰巧成了那样一种完全是新俄罗斯人的典型场面的见证人—那一场面为我揭开了他的全部矛盾。一艘俄国战船在训练航行中第一次驶进那不勒斯。从来没有到过西方世界的年轻水兵们芽着漂亮的制限散步，穿过托莱多大街，他们睁大自己那对好奇的农民眼睛，对一切新鲜的东西看个没够。第二天，他们中有一群人决定到索伦托来，来看看他们自己的大作家，他们没有事先通知他：在他们俄罗斯人的伺胞情谊的思想中，他们觉得他们自己的作家理该随时为他们腾出时间。他们突然出现在他的住宅前，而且他们的想法也完全正确：高尔基没有让他们等候，就把他们请了进去。可是高尔基第二天笑着对我说，那些青年人一开始在他面前装得非常严厉。对他们来说，公事高于一切，他们刚一踏进那座美丽舒适的别墅就说道：你怎么住这样的房子，你生活得简直象资产阶级。你究竟为什么不回俄国去呢高尔基不得不尽可能详细地向他们解释。不过，基本上说来，那些老实巴交的年轻人也并没有把这件事看得非常严重，他们无非是想显示一下他们的信念。接着，他们毫无拘束地坐下来，喝茶、聊天，最后告别时一个接一个地和他拥抱。照高尔基的描述，那场面是非常动人的，他对新一代人的那种轻松自由的方式十分喜欢，对他们的大大咧咧一点也不生气。他一再重复说：我们和他们是多么的不同啊，我们不是畏首畏尾，就是激烈无比，却从来不能把握自己。那天晚上，他一直兴高采烈。可是当我对他说：我想您当时的想法是：最好和他们一起回国。这时他猛地一怔，直瞪瞪地望着我。这您怎么知道的说真的，一直到最后一刻钟我还在考虑，我是否应该粑一切：书籍、纸张、手稿统统撂下，和那些年轻的小伙子们一趄乘船去航行十四天，这样我也许文会知道俄国是什么样子的了。一个人在远离祖国的地方，会把学到的最美好的东西荒疏，流亡中的我们，还没有一个人作出过有益的贡献。不过，高尔基把他在索伦托的生活称之为流亡，是不对的。他每天都可以回国，事实上他也回过国。他不象梅列日科夫斯基似的，我在巴黎遇见过这个悲剧性的愤世嫉俗者—书籍被禁止，本人被驱逐；他也不象今天的我们，按照格里尔帕策的美妙的说法，我们对两边来说都是外国人和没有祖国，我们说的是他国的语言，无家可归，随风飘荡。一个真正的流亡者不是象高尔基所说的那样。我在以后几天里在那不勒斯拜望了一个非常特殊的流亡者，他就是贝内代托克罗切，他曾当了数十年青年人的精神领袖，他曾作为参议员和部长在自己的国家享有各种礼仪上的荣誉，一直到他因反对法西斯主义而和墨索里尼发生冲突。他辞去各种官职。隐居起来，但这并不能使那些强硬派们满意，他们要制限他的反抗，必要时甚至要对他进行惩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