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意大利的第一天，就立即去办这件事。但是我发觉。我的那些朋友早已变得噤若寒蝉。我刚刚说出那医生的名字，每个人都立刻显出面有难色，都说自己没有办法，并且说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于是我找了这一个，又找了那一个。我回国时深感惭愧，也许那位不幸的女人以为我没有为她尽力呢。
不过，我也确有一条路没有试一试。现在还剩下一种可能性，那是一条直截了当的路，即：给那个大权在握的人—墨索里尼本人写信。
我这样做了，我写了一封真正坦诚的信给墨索里尼。我在信中写道，我不愿在信的开头写许多恭维话，我想开门见山他说，我不认识那个医生，也不知他的事件的详情。但是我见到过他的无疑是无辜的妻子，如果她的丈夫要在监狱里度过这么多年的话，那么，这惩罚的枷锁不也是加在她的身上么。
我绝不想指责判决本身，但我可以设想，要是她的丈夫不是坐牢而是送到某个允许妻儿和被流放者一起居住的岛屿上，这对那个女人来说不啻是救命之举。
我拿起这封写给贝尼托墨索里尼阁下的信，把它投进萨尔茨堡的普通信简。四天之后，驻维也纳的意大利公使馆贻我来信说，墨索里尼阁下向我表示感谢，并说，他已经满足我的愿望和准备缩短刑期。同时有人从意大利发来一份电损，证明我所请求的改判已执行，墨索里尼用他的大笔一挥，亲自实现了我的请求，事实上，那个被判刑的医生不久就完全被赦免了。在我一生当中，还没有一封信有象这封信似的使我感到高兴和满足，如果说有一件文字工作曾产生过作用，那么，我就会怀着特别感激的心情想起这封信。
在那风平浪静的最后几年里旅行是十分愉快的。不过，回到家乡看看也很有意思。在那风平浪静之中发生的一些事很值得国味，那座拥有四万人口的小城市萨尔茨堡，正因为它具有浪漫色彩的偏僻，我才选择它为自己的定居地，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到了夏季，它不仅成了欧洲艺术家的大都会，而且也成了全世界艺术家的大都会。在第一次大战后最艰苦的几年里，为了帮助那些在夏季没有收入的演员和音乐家们摆脱困境，马克斯赖因哈德和霍夫曼斯塔尔曾举办了几场演出，尤其是在萨尔茨堡的教堂广场上举行的那次称为为每个人的露天演出，那些演出主要是为吸引紧邻地区的观众；后来，他们又试着演出歌剧，而且越演越好，越演越完美，于是逐渐地引起全世界的注意，最优秀的指挥家、歌唱家、演员都怀着好胜心涌来，以便能有机会不仅在自己有限的国内观众面前，而且也在国际观众面前愉快地献艺。萨尔茨堡的各种艺术节一下子吸引了世界各处的人，仿佛成了新时代的艺术表演的奥林匹克，各个国家都竞相到这里来展现他们最优秀的艺术成就，没有谁愿意错过观看这些精彩的演出。国王和王公们、美国的百万富翁和电影明星、音乐爱好者、艺术家、诗人。还有假充内行的人，都在最近几年云集于萨尔茨堡。在长期不被人重视的小小奥地利的这座小城市里，能这样成功地把优秀的表演艺术家与音乐人才荟萃一堂，这在欧洲是空前的。萨尔茨堡繁荣起来了。到了夏季，在城市的街道上，人们会不时遇到来自欧洲和美洲的人，他们到这里来寻求艺术的最高表演形式，他们穿着萨尔茨堡的民族服装—男人身穿白色亚麻短裤和短上衣，妇女是一副阿尔卑斯山农妇打扮—身穿紧胸、褶腰的衣裙，不起眼的萨尔茨堡一下子左右了世界服装的时尚。在旅馆里，人们争着订房间。到演出大厅去的汽车道上一片喜气洋洋的景象，就象从前去参加皇家官廷舞会的路上一样，火车站始终是人山人海，其他城市也曾试图吸引这股有钱可赚的人流，但没有一座城市成功。
萨尔茨堡在那十年之内一直是艺术朝拜者在欧洲的圣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