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许多事情确实是了不起。首先是列宁格勒，这座由具有胆识的诸侯们天才地设计的城市，布局恢宏，宫殿壮丽。但它同时又是《白夜》中阴霾的彼得堡，是拉斯科尔尼科夫的彼得堡。冬宫极其雄伟，而更令人难忘的是里面的景象，我们看到成群的工人、士兵、农民穿着笨重的靴鞋，手里拿着帽子，诚惶诚恐地穿过从前皇帝们的殿堂，就象走到圣像前去似的，一边细看着那些绘画，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自豪，因为他们觉得：这一切现在是属于我们的了，我们要学会了解这些东西。教师们领着圆圆脸蛋的孩子们穿过大厅，管理艺术品的工作人员在向那些颇显拘谨而又专心听讲的农民们介绍伦勃朗和提香的绘画；当讲解员指着某些绘画的纲部时，他们总是从沉重的眼皮下抬起怯生生的眼睛。那种天真的、一本正经的努力，未免使人感到有点可笑，就象到处见到的那样。因为要想让目不识丁的民众在一夜之间就能懂得贝多芬与维米尔显然是拔苗助长。无论是讲解这些艺术珍品的一方，还是力求要懂得这些艺术珍品价值的另一方，起初都是那么性急。孩子们在学校里画的可是最粗陋、最简单的东西。在十二岁小姑娘的课椅上放着黑格尔的着作和素列尔的书（当时就连我也不知道这个人），甚至连还不怎么识字的马车夫手里也拿着书，那仅仅是因为那是书，而书则意味着教育，这是新的无产阶级的光荣和义务。是呀，当他们给我们看那些中型工厂并且期待着我们的惊讶之情时—好象我们在欧洲和美洲还从未见到过那类工厂似的，我们不得不经常袋出笑容；一个工人曾非常自豪地指着一台缝纫机对我说：这是电动的，然后用期待的神情望着我，似乎我应该发出赞叹之声。因为那些民众都是第一次看到这些技术产品，所以他们虔诚地相信，是革命和革命之父列宁与托洛斯基设想出和发明了这一切。于是我们微笑着称赞一番，而在称赞的同时又暗自觉得好笑。这个俄罗斯国家就是这样一个不可思议、具有才能而又心地善良的大孩子。我们总是这样想并且问自己：这个国家将来真的会象它打算的那样非常迅速地改天换地吗宏伟的蓝图将会变得更加庞大呢，还是在俄罗斯人原有的奥勃洛摩夫式的怠情中变成泡影我们有时候觉得可信，有时候感到怀疑；我越看得多，心中越糊涂。
然而，难道这种思想上的矛盾只有我有俄国人身上就没有甚至在我们来此纪念的托尔斯泰的心灵中就没有在去亚斯纳亚波尔亚纳的火车上，我跟卢那察尔斯基谈论过这个问题。卢那察尔斯基对我说：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是一个革命者还是一个反动分子他自己知道吗他作为一个真正的俄国人想把数千年来世界上的一切反掌之间来个迅速改变，他微笑着补充说道，就象我们现在似的，想用一个唯一的方案改变一切。如果有人把我们称为非常有耐性的人，那是他把我们俄罗斯人看错了，我们的身体、甚至我们的心灵是有耐性的。但是我们的思想却比任何一个民挨都没有耐性，我们总是要想立刻知道一切真谛，即‘真理’。这位老人就是因此而使自己备受痛苦的。确实，当我穿过在亚斯纳亚波尔亚纳的托尔斯泰的故居时，我总是有这样一种感觉：这位伟大的老人曾是怎样自讨苦吃呵。那里有一张他曾写下不朽着作的写字台，而他却离开了它，为的是要到隔壁一间可怜的小房间里去修鞋，去修理破旧的鞋子。那里有一扇门，那里有一座楼梯，他正是穿过这扇门，通过这座楼梯，逃离这个家，摆脱他生活中的矛盾。那里有一支枪，他曾用它在战争中打死过敌人，而他又是一切战争的敌人。就在那幢低矮的白色庄园房子里，他生活中的矛盾症结，强烈地形象地呈现在我面前，可是令人奇怪的是，当我向他的最后安息地走去时，那种悲凉的感觉已渐渐淡漠。
因为我在俄国所见到的一切，再也没有比托尔斯泰的坟墓显得更伟大、更使人感动的了。那块高贵的朝圣地座落在偏僻、孤寂之处，被一片树林环抱。一条狭窄的小路通往那座山丘，那山丘只不过是一个由土堆积起来的矩形土墩子，没有人在那里看守，也没有人保护，只有几棵大树给它遮荫。他的孙女儿在墓前对我说，那些参天大树是列夫托尔斯泰亲手栽下的。他和他的哥哥尼古拉在童年时曾从一位村妇那里听到过这样一个传说，人们栽树的地方将是一块吉祥之地。因此，他们半象游戏似地栽下了一些小树苗。只是到了晚年，这位老人才忽然想起这个迷人的预言，于是他立刻表示这样的愿望：死后让人把他埋在自己栽下的树林中间。他身后的事是完全按照他的意愿办的，而且由于那座坟茔简朴得令人心服，从而使它成为世界上给人印象最深的墓地。一个小小的矩形土丘坐落在高大繁茂的树林之中—没有十字架，没有墓碑，没有铭文。这位伟人就这样不题自己的名字，被埋葬在这里，再也没有一个人有象他这样为了自己的名字和荣誉而感到痛苦的了；他埋葬在那里，就象一个被偶然发现的流浪汉，或者象一个不知名的士兵。谁都可以来看他这块永眠之地，虽然周围有稀疏的栅栏，但从来没有封闭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