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丸二八年初夏，我收到了一封邀请信，要我作为奥地利作家代表团的成员到莫斯科参加纪念列夫托尔斯泰诞辰一百周年的庆祝活动，目的是要我在纪念晚会上发表贺辞。我没有理由回避这一次机会，因为这是一次超党派的活动，从而使我的访问失去政治色彩。托尔斯泰作为非暴力的信徒，不是一个布尔什维主义者。由于我写的关于他的书已有数万册在那里流传，我显然有权利谈谈作为作家的托尔斯泰。而且我觉得，如果所有国家的作家们都团结一致，共同纪念他们中间最伟大的人物，那么按照欧洲人的思想方法，这是一次重要的示威。于是我接受了邀请，而且对我如此迅速的决定也无需后悔。因为穿过波兰的旅程就已经使我大长见识。我看到，我们的时代治愈自己造成的创伤竟是那么快：我在一九一五年看到的那些一片废墟的加利西亚地区的城市，现在都已焕然一新；我再次认识到，十年时间在个人的一生中是一段颇长的旅程，而在一个民族的生存中仅仅是一瞬间。在华沙已经看不到交战双方的军队在这里两次、三次、四次浴血奋战的痕迹。咖啡馆里坐着穿着时髦的妇女，十分耀眼；穿得笔挺、身材瘦长的军官们在马路上散步，看上去更象是扮演士兵的皇家剧院的杰出演员。到处都可以感到一种意气风发、充满信心和自豪的情绪，因为如此兴盛的新的波兰共和国是从几百年的瓦砾堆上建立起来的。列车从华沙继续向俄国的国境驶去。大地越来越平坦，沙上也越来越多，每到一个车站，全村的居民们穿着各种色彩的乡村服装站在一旁，因为在当时，白天只有这唯一的一趟客车通过这里向那个禁止外人入境的封闭的国家驶去。因此，观看一趟联结东西方世界的特别快车的洁净车厢，在这里便成了一件大事。边境车站涅戈洛尔耶终于到了。铁轨上方高高地悬挂着一条宽宽的血红横幅，上面是用西里尔字母写的一句口号，我不认识，有人给我翻译说，那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我们从这鲜红的横幅下面穿过，算是踏上了无产阶级的帝国—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土，进入到一个新的世界。诚然，我们乘坐的列车根本不是无产阶级的，它是沙皇时代的卧车，比欧洲的豪华列车还要舒适惬意，因为车厢甚是宽敞，行驶速度也比较缓慢。我是第一次乘火车穿越俄国的国土，奇怪的是，我对这片土地并不感到陌生，觉得一切都是那样的熟悉：辽阔、空旷、令人略感忧郁的草原；草原上的小茅舍，矗立着葱头形屋顶建筑的小城镇；蓄着长胡须、一半象农民一半象先知的男人，用善良、爽朗的笑声向我们致意，头戴花巾、身穿白色短衫的妇女们出售着克瓦撕、鸡蛋和黄瓜。我怎么会早就知道这一切的呢那是由于俄罗斯文学的大师们—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阿克萨科夫、高尔基—曾甩卓越的现实主义手法为我们描写了民间生活。
那些穿着肥大的白色上衣的男人们站在那里，显得憨态可掬，朴实得令人感动；列车里的年轻工人们，有的下棋，有的看书，有的交谈，当他们说话的时候，我虽然不懂他们的语言，但我相信我明白他们的意思，我感觉到他们身上那种青年人具有的心神不定、不能自制的精神状态，由于他们得到了要竭尽全力的号召，年少气盛在他们身上奇异地复活了。如果说，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民众的爱怜会在一个人的心中起到回忆的作用，那么我在列车上就已经对这些人的单纯而又令人悲叹、聪明而又尚缺教养产生了怜悯之情。
我在苏维埃俄国度过了高度紧张的十四天。我看、我听，有时赞赏，有时厌倦，有时欢欣，有时生气，始终是一般介于冷与热之间的交流电。莫斯科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体—那里有壮丽的红场，旁边有围墙和葱头形屋顶的建筑，有一点儿鞑靼人的、东方的、拜占庭的奇异风格，因而也是远古俄罗斯的风格。而红场的另一端矗立着现代化的，超现代化的高大建筑，犹如一群陌生的美国巨人。两者格格不入，被烟熏黑的古代希腊正教的圣像和镶嵌宝石的圣坛在教堂里影影绰绰显现，而离教堂一百步远的地方却是一口水晶棺材，里面躺着身穿黑色西服的列宁遗体，刚刚整修过（我不知是不是为了欢迎我们），一边行驶着几辆洁亮的小汽车，一边都是满脸胡子、邋里邋遢的马车夫轻轻吆喝着，挥动鞭子驱使驾车的瘦小马匹。我们发表演讲的大歌剧院里灯火辉煌，在无产阶级的听众面前仍然是一派沙皇时代的富丽景象。
郊区是一片老朽的旧房屋，象肮脏的、无人照管的老人，为了不致跌倒而互相依靠着。所有的一切早已变得陈旧、衰颓、锈蚀，可是现在却想一下子都变得现代化、超现代化。正是由于这种怠于求成，莫斯科人满为患，到处显得杂乱不堪。无论是在商店里，在剧场门口。到处都是拥挤的人群，由于机构臃肿，因而效率极低，人们不得不到处等候。那些理应订出制度的新官僚们热衷于批条子签文件，一切事情都被耽误了。盛大的晚会原应该六点开始，可是到丸点半才开始，当我于深夜三点钟精疲力尽地离开大剧院时，演说者们还在滔滔不绝他讲下去；而我作为一个欧洲人在参加每次招待会和赴约时总是提前一个小时到场。时间就这样从一个人的手中白自流去，而且又显得每一秒钟都十分忙碌：东张西望、注目而视、无休止的讨论；对什么事情都表现出某种热情，我觉得，那种俄罗斯人煽动人心的神秘力量不知不觉地抓住了每一个人，使得他们那种难以抑制的兴奋、感情和思想一起炽热地迸发出来。虽然不十分清楚，这些人为什么和为了何事如此容易激动，但无疑和那种不安宁的新气氛有关，也许一种俄罗斯式的国魂已降临到每个人的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