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压缩过程和随之而来的使作品更富于戏剧性的过程，以后还要在校样长条上重复一次、两次和三次；这种过程号后就成了一种兴味很浓的捕猎工作，即在不会影响作品的准确性，同时又能加快节奏的情况下，找出可以删减的一句话，或者哪怕是一个字。在我的创作中，最使我感到有兴味的就是这种删减工作。我记得有一次，当我特别满意地放下工作，站起来时，我的妻子说我今天看上去异乎寻常的高兴，我自豪地回答她：是的，我又删去了一整段，这样文气就更顺畅了。如果说，我的书有时被人誉为节奏贤凑，那么这一特点绝非出自天生的性急或者内心的激昂，而仅仅由于采用了那种把所有多余的休止符和杂音一概去除的条理化方法。如果说我意识到某种艺术方法的话，那就是善于舍弃的艺术。因为倘若从写好的一千页稿纸中有八百页扔进字纸篓，只留下二百页经过筛选的精华，我是不会抱怨的。如果有什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我的书之所以有这样的影响的话，那就是我严格遵守的规则：宁可在形式上紧凑一些，但内容必须是最重要的。由于我的写作意图从一开始就是面向欧洲，超越国界的，所以国外的出版商—法国、保加利亚、亚美尼亚、葡萄牙、阿根廷、挪威、拉脱维亚、芬兰和中国的出版商—纷纷来同我联系，这是我真正值得庆幸的。不久我不得不购买一个特大的书柜，以便把所有不同译本样书放鳖齐。有一天，我在日内瓦国际联盟的《智力合作》的统计表上看到，我是当时世界上被翻译得最多的作家（按我的禀性来说，我又认为那是一种错误的报道）。又有一天，那家俄国出版社再次寄来一封信，说该出版社准备出版我的俄文版全集，并问我是否同意请马克西姆高尔基为全集写序言。问我是否同意当我还是一个中学生时，我就读过高尔基的小说，是偷愉地把书塞在长椅底下读的，多年来我一直爱戴和钦佩他。但是，我却从未想过他会知道我的名字，没有想过他还会读过我的一些作品，至于对这样一位文学巨匠认为有必要自己动笔为我写序，更是不敢妄想。又有一天，一位美国出版商带着一封介绍信—好象非这样不可似的—到我在萨尔茨堡的家里来，提出要出版我的全部着作并获得连续的出版权。他就是瓦伊金出版社的本亚明许布施，从那以詹他就成了我最可靠的朋友和顾问，当其他所有一切被希特勒的铁蹄践踏在地的时候，是他用文字为我保存了最后一个故乡，因为我已失去了原来那个古老的真正的故乡、德意志的故乡、欧洲的故乡。
这样一种表面上的成就，很可能产生危险：使一个人飘飘然，更多地相信自己事先美好的打算，而对自己的能力和自己作品的效果想得较少。一个人不管以什么形式成名，本身就意味着对他的自然的平衡状态的破坏。在正常情况下，一个人使用的名字，无非就象雪前的外层烟叶一样，只不过是一个标记，一个表面的、几乎无关紧要的客体，它和真正的主体，即原本的我只有松散的联系。然而一旦有了成就，这个名字就会身价百倍。名字就会脱离使用这个名字的人，开始成为一种权力、一种力量、一样自在之物、一种商品、一种资本，而且在强烈的反冲下，成为一种对使用这个名字的本人不断产生内在影响的力量，一种左右他和使他发生变化的力量。那些走运的、充满自信的人就会不知不觉地习惯于受这种力量影响。头衔、地位、勋章以及到处出现的本人名字都可能在他们的内心产生一种更大的自信和自尊，使他们错误地认为，他们在社会、国家和时代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于是他们为了用本人的力量来达到他们那种外在影响的最大容量，就情不自禁地吹嘘起来。不过，一个天性对自己持怀疑态度的人，他就会把任何一种外在的成就，看作一种恰恰要在那样微妙的处境中尽可能使自己保持不变的责任。
我这样讲并不是说我对我的成就不感到高兴。恰恰相反，我的成就使我欢欣鼓舞。不过，我的成就也仅仅限于那种脱离我自己的产物，即我所着的书以及与书联系在一起的我的虚名。当我偶然在德国的一家书店里，看见一个不认识我的小小中学生走进书店，用他自己仅有的一点零花钱要买一本我的《人类的群星问耀时》，那种情景使我深受感动。当卧铺车厢的列车员在登记姓名之后以尊敬的神态把护照交还给我财，或者当意大利的一个海关人员因为读过我的某一本书而认出我来，然后优惠地不再对我的行李作一一检查时，也都可能使我沾沾自喜。甚至纯属数量上的结果也会使一个作者忘乎所以。有一天，我偶然到莱比锡去，那一天正好开始发行我的一本新书。当我看到我用三四个月时间写了三百页的书，竟无意之中要别人花那么多的体力劳动时，我内心无比激动。工人们用大的板条箱把书捆装起来，另一些工人杭唷杭晴地哼着，把木箱从台阶上拖下来，装上卡车，然后卡车把木箱送到开往世界各地的火车车厢。几十名姑娘在印刷车间分层堆放纸张；排字工、装订工、搬运工、批发商都从早晨一直工作到夜里。我可以自己计算一下，那些书如果象砖块似的排列起来，能够建成一条相当壮观的路。我也从不自鸣清高而不屑于谈物质利益。在最初几年，我从不敢想我的书能赚钱，或者甚至靠版税能够维持生计。而现在，我的书突然带来可观的，而且是不断增长的收入。这些钱似乎能永远消除我的一切忧虑—当时谁会想到我们今天的时代呢我可以慷慨大方地纵情于我青年时代的老爱好：搜集名人手迹，而那些令人赞叹的圣人遗物中的某些最精美的珍品是在我这里找到了备受细心保护的归宿。我能够用我自己所写的、在更深的意义上来说是相当短命的作品，来换取那些不朽作品的手稿，如莫扎特、巴赫、贝多芬、歌德、巴尔扎克等人的手稿。所以我以为，那种意想不到的表面上的戌就竟随随便便或者说内心并不愿意地光临到我的身上，真是一种可笑的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