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战争并没有过去。只是我们不知道罢了。我们都在自己的善良愿望之中蒙蔽了自己，而且把我们个人的思想准备和世界的思想准备混为一谈。不过我们不必为自己的这种过失而感到羞愧，因为那些政治家们、经济学家们、银行家们所受的蒙蔽也并不比我们少。他们在那几年里同样被经济复苏的虚假繁荣所迷惑，而且为了国家的安定疲劳不堪。实际上，斗争只不过从国家之间转到社会内部罢了；我在那最初几天所目睹的一个场面，我是后来才懂得它的深远意义的。我们当时在奥地利是不大了解意大利的政治的，只知道随着战后的失望情绪，社会主义的倾向，乃至布尔什维克的倾向四处蔓延。每一堵墙上都可以看到用墨炭或粉笔写的歪七竖八的列宁万岁的字样，而且还听说，一个名叫墨索里尼的社会党领袖在战争期间和本党脱离了关系，组织了一个对立的党派。但是人们对这类消息只是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听听罢了。这样一个区区小党派能成什么大气候呢当时每个国家都有这类党派；在波罗的海的沿岸土地上到处都有志愿兵在列队行走。在莱因兰和巴伐利亚都成立了分裂主义的党派。到处都有示威游行和暴动，只不过每次暴动都被镇压下去。因而没有人想到那些身穿黑衫的法西斯分子他们穿的不是加里波第义勇军的赤色衣衫—在未来欧洲的发展中会成为一个重要因素。
但是，我在威尼斯却忽然对法西斯分子这个词有了感性认识。一天下午，我从米兰来到那座泻湖岛上的可爱城市。到达之后竟没有见到一个搬运夫和一艘威尼斯小游艇。到处站着无所事事的工人和铁路员工，双手插在口袋里，正在举行罢工示威。由于我拖着两只相当重的箱子，所以我环顾四周，想求人帮忙。我向一位年纪稍大一点的先生打听，附近何处可以找到搬运大。他遗憾地回答说：您来的正不是时候。不过，我们现在倒是常常有这种日子。今天又是一次总罢工。我不知道为什么要罢工，也就不再间下去。我们在奥地利对罢工早已习以为常。每当社会民主党人走投无路时就采用这种自以为最厉害的手段，但实际上事后并无效果。我继续拖着我的箱子步履艰难地走着，一直到我终于看见一个划游艇的人从一条小河里偷偷地慌里慌张地向我招手，接着他把我和两只箱子弄到船上。在船行驶时，好几个人向我的船夫—一个罢工破坏者—挥舞着紧握的拳头。半小时后我们回到了旅馆。我不加思索地照老习惯立刻走到集市广场去。那里显得非常冷冷清清。大多数商店都紧闭着门。
咖啡馆里空寂无人。只有一大群工人三三两两站立在街面房屋的拱廊下，好象在等候什么特别的事。我也和他们一起等着。不一会儿，等待着的事突然发生了。一队年轻人用急促的整齐步伐从一条小巷走出来，或者说奔跑出来，队列十分整齐，以训练有素的节奏唱着一首歌，歌词的内容我当时并不知道，后来才知道就是那首《青年之歌》。在百倍于他们的罢工群众还未来得及向他们涌去以前，他们就已经挥舞着棍棒，从罢工的人群面前奔跑过去。这支组织严密的小队伍怀着真正的勇气，大胆地从罢工的人群中穿行而过。当罢工的人刚刚意识到这是一种挑衅时，那一小队人已迅速而过，再也无法把他们抓住。现在，罢工的人气恼地聚集在一起，紧握着拳头，但为时已晚，再也不可能追上那支小小的冲锋队。
亲眼目睹的事给人留下的印象始终是一些令人信服的事。那时我才第一次知道，我几乎一点都不了解，传说中的法西斯主义在现实中是怎么回事，它是一股领导得非常好的力量。法西斯主义能煽起那些坚毅、勇敢的年轻人对它产生狂热的崇拜。从那以后，我再也不能赞同我在佛罗伦萨和罗马的那些年纪较大的朋友们的看法了。他们总是轻蔑地耸一耸肩膀，把那些年轻人看成是一帮雇佣来的歹徒，并且讥笑他们的魔鬼老头于，我出于好奇买了几期《意大利人民报》，从墨索里尼尖锐、清楚、拉丁式简洁的文风中同样感到那种和奔跑着冲过集市广场的年轻人一模一样的坚毅，我当然不会顶见到那场斗争一年以后达到的规模。不过，从那时起我就意识到，不仅在这里，而且在世界各处仍然面临着一场斗争，我们的和平还不是真正的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