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九、一九二○、一九二一—奥地利战后最艰难的三年，我是在萨尔茨堡与世隔绝的状态下度过的。我已经放弃了有朝一日重见世界的希望。战后的大崩溃、国外对每一个德国人或者用德语进行写作的人所抱的仇恨、我们货币的贬值，都是灾难性的，致使人们已经准备一辈子都呆在自己故土的狭小天地里。然而，一切都好起来了。人们重又吃得饱，重又坐在自己的写字台旁不受干扰地进行工作。已经没有抢劫活动，也没有发生革命。
我生活着，我感到自己又有了精力。难道我不该重新尝试一下自己青年时代的爱好，出远门去旅行我还没有想到远途旅行。但意大利就在近处，只有八小时或者十小时的路程。难道我不该试一试我作为一个奥地利人在那里是世敌，虽然我自己从未有过这种感觉。难道我可以先不友好地把自己拒之门外难道为了不致使自己的老朋友难堪，就该从他们身边一擦而过不，我倒敢试一试，于是一天中午我终于越过了国界。
晚上，我到达维罗纳，走进一家旅馆。有人递我一张登记表。我填写完毕，门房把表格粗略看一下。当他在国籍栏里看到奥地利这个字时感到十分惊讶。您是奥地利人他问道。我正在想，他现在是不是要把我赶出门去。然而，当我作了肯定的回答之后，他显得十分高兴。啊，见到您很高兴！终于来了个奥地利人！那是第一个向我表示欢迎的人，但已再次证实了战争期间我曾经有过的那种感觉：所有的煽动和宣传仇恨只会使头脑短时间发热，而从未涉及到欧洲的真正群众。一刻钟以后，那个憨厚的门房还特地到我房间里来看一看是否招待周到。他热情地称赞我的意大利语，告别时我们亲切地握了手。
第二天我到了米兰，我重又见到了大教堂，在画廊里闲逛。在米兰，我听到意大利可爱的声乐。我在所有的街道上信步而行，欣赏欣赏有点熟悉的异伺风光，使人不胜愉快。当我在街上看见一幢大楼上挂着《晚邮报》的招牌时，我立刻想起我的老朋友朱安博尔杰塞就是那个编辑部的领导人。
我在柏林和维也纳时曾多次和凯泽林伯爵、本诺盖格尔一起，参加博尔杰塞举办的社交活动，度过轻松愉快的夜晚。他是意大利最优秀、最富热情的作家之一，对青年人尤其具有影响。虽然他是《少年维特之烦恼》的译者和德国哲学的狂热信徒，但在大战中却持强烈反对德国和奥地利的立场。和墨索里尼一起推行战争政策，后来又和墨索里尼分道扬镳。在整个战争期间，我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奇怪的念头：找一个在敌方的老朋友来当调停人，而现在我更想见一见这样一个敌人。不过我不想冒吃闭门羹的险。于是我给他留下一张我的名片，并在我的名片上写上我的旅馆地址。可是当我还没有走下楼梯，就已经有人从后面冲到我的前面，一张高兴得满面生辉的脸正是博尔杰塞；五分钟以后我们就谈得象往常一样诚恳，或许更加推心置腹。
因为他也从那次战争中得到了教训，我们分别在此岸和彼岸的人也就比以前更接近了。
这种情况到处可以遇见。在佛罗伦萨，我的老朋友、画家阿尔贝特斯特林加大步流星地向我走来，冷不防地紧紧将我抱住，以致和我在一起页不认识他的妻子以为这个满面胡子的陌生男人要谋害我呢。一切都和从前一样，不，比从前更真诚。我轻松地舒了一口气：战争终于被埋葬了，战争已经成为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