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心醉神迷和大昏地暗的时代，是焦躁和盲从的一次混合。一切奇谈怪论和不可捉摸的东西，如通神学，神秘学，招魂学，梦游症，人智学，手相术，笔相学，印度的瑜珈和巴拉塞尔士的神秘主义都在当时经历了自己的黄金时代。一切比迄今所知的任何一种麻醉品—吗啡、可卡因、海洛因—更富有刺激性的东西部在当时找到了令人瞠目的市场。戏剧作品中充斥乱伦和弑父的题材。在政治方面，唯一合胃口的是共产主义或法西斯主义这两个极端的题目。任何正常和恰如其分的事全部遭到谴责。但是，我却不愿在自己的一生中，在艺术的发展过程中，错过那个混乱的时代，就象每次思想革命兴起之时总是不顾一切向前猛冲那样，那混乱的时代荡涤了旧传统的污浊空气，消除了多年的紧张气氛。不管怎么说，时代的大胆实验毕竟起到了宝贵的推动作用。虽然偏激和过分的做法使我们诧异，但我们觉得没有理由去责备和鄙视地否定那个时代，因为从根本上讲，那年轻的一代企图弥补我们这一代人由于谨小慎微和袖手旁观所贻误的一切—纵然做得过于急躁、过于激烈，他们内心深处的直觉是正确的，他们觉得战后的时代必须不同于战前的时代，而且必须是一个新时代，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这难道不正是我们年长一些的人在战前和战时所盼望的么只不过我们这些年长的人在战后再次表现出自己的无能，未能及时成立一个国际组织，反对世界上新的危险的政治伎俩。虽然还在和谈期间，以自己的长篇小说《火线》而赢得世界声誉的昂利巴比塞就曾试图本着和解精神把欧洲所有的知识分子团结起来。那个团体将自称清醒社—意为头脑清醒的人们。它要把所有国家的作家和艺术家团结起来，誓为反对今后任何煽动各民族之间的仇恨而斗争。巴比塞曾委托我和雷内席克勒共同领导德语作家小组，这是任务中较艰巨的一部分，因为在德国还充满着对凡尔赛和约的愤怒情绪。只要莱因兰、萨尔和美因兹桥头堡仍旧由外国军队占领着，要想使有声望的德国人具备超民族主义的思想，希望甚微。不过，如果巴比塞没有在困难时丢下我们不管，那么建立这样一个组织还是有可能的，因为后来高尔斯华绥以笔会的形式实现了这样一个组织。巴比塞在俄国之行中广大群众向他个人表现的热情，使他坚信资产阶级的国家和民主不可能导致各族人民建立真正的兄弟般的关系，唯有共产主义才有可能设想建立全世界人民之间的兄弟关系。所以他想悄悄地把清醒社变成阶级斗争的一种工具。可是我们拒绝接受这种必然会削弱我们队伍的激进化的做法。于是这项本身有意义的计划也就提前告吹。我们在为争取思想自由的斗争中，往往由于过于热爱自身的自由和独立，而不断遭到失败。
所以只留下一件事可做：过隐居的生活，安安静静搞自己的创作。在表现主义者和放纵主义者—假如我可以这么说的话—看来，我这个三十六岁的人是已经属于业已死去的旧一代作家，因为我不会象猴似地投他们所好。我的早期作品连我自己都不再喜欢，在我唯美主义时期写的书我一本都不让再版。也就是说，我要重新开始，我还要等待，直至各种主义的激荡浪潮退却。我觉得，我的不尚虚荣有利于我的澹泊宁静的心境。正因为此，我开始写一套忙了多年的关于世界的建筑大师的丛书。我抱着完全冷静、不积极的态度写了象《马来亚狂人》和《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这样一些中篇小说。现在，在我周围的土地上，我周围的世界开始渐渐恢复正常，所以我也不能再犹豫；一个我可以超脱的时期已经过去。我先前开始的一切都是权宜之计。而现在我已经到了人生的中途。纯粹许诺的年龄已经过去；现在该是实现承诺和考验自己的时候了，或者是彻底放弃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