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为我敲起的第一次警钟：我们的欧洲在似乎平静的表面底下，到处充满着危险的暗流。第二次警钟的敲起也没有等候多久。由于重新受到旅行乐趣的引诱，我决定夏天到德国北海之滨的威斯特兰去。当时，对一个奥地利人来说，到德国去看一看，是颇为诱人的。迄今为止，马克和我们疲软的克朗相比，仍然保持着良好的信誉，看来，恢复工作正在那里全面进行。列车正点到达。旅馆窗明几净。铁路两侧林立着新盖的住房和工厂。到处都有默契似的无可指摘的规章制度。那种规章制度在战前招人讨厌，可是在一片混乱时又受人称赞。诚然，那里的气氛还是有些紧张。因为全国都在注视着，看看德国作为一个"m.kanbaapp点com"平等的国家，和昔日的敌国在热那亚和拉巴洛举行的最初几轮谈判中，能否实现减少战争赔偿的希望，或者至少得到真正谅解的一般承诺。领导那几轮在欧洲历史上具有纪念意义的谈判的人，正好是我的老朋友拉特瑙。他在战争期间就已充分表现了自己杰出的组织才能；是他最早认识到德国经济以后会遭到致命打击的最薄弱环节，即原料供应问题，因此他曾及时（在时间方面他也是很有预见的）把全部经济集中到中央控制之下。
而当战争结束之后，正需要一个能以德国外交部长身分和那些对手中最机智和最富有经验的人进行外交谈判时，这一重任自然落到了他的身上。
我到了柏林之后，犹豫不决地给他打了二个电话。我怎么可以去打扰一个正在造就时代命运的人呢他在电话里对我说：是呀，很难腾出时间，我现在尔得不为了公务而牺牲友谊。不过，他以一种充分利用每一分钟的特殊技巧，很快找到了我们会晤的办法。他说，他要到几个使馆去拜会，而且他是从格鲁内瓦尔德出发到那些使馆去，要坐半小时小轿车，所以最简单的办法是我到他那里去，然后我们坐在小轿车里聊上半小时时间。他集中思想的能力很强，他能从对一件事情的思考很快转到对另一件事情的思考，所以他在小轿车里和列车上谈话，事实上能象他在自己办公室里一样说得准确和深刻。我不想错过这个机会，而且我相信，他能和一个不介入政治但和他本人有着多年友情的人谈谈心，同样也会使他感到愉快。那是一次长时间的谈话。我今天可以作证，拉特瑙这个自己无法超脱的人，完全是在心情不轻松、没有多大兴趣和不耐烦砌时候，接受德国外交部长这个职位的。他事先知道，他承担的使命暂时还是一项无法完成的使命，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也只能争回四分之一的赔偿费，得到一些无关紧要的让步，但是还不能指望真正的和平和宽宏大量的对待。他对我说：也许要等到十年以后吧，到那时大家的身体都不行了，不仅仅是我们这些人不行了。首先是老一辈的人退出了外交界，将军们也已经只有默默无声的纪念塑像矗立在公共广场上。他完全意识到自己肩负着双重的责任，周为他是一个犹太人，也许在历史上难得有这样一个人，内心充满着无穷的忧虑，抱着十分怀疑的态度，去迎接自己的使命。他知道，这一使命不是他所能完成的，而是只有时代本身才能完成。
他还认识到这一使命将会给他本人带来危险。埃尔茨伯格尔就是由于承担了停战协议中令人不炔的义务而遭暗杀的，而鲁登道夫却由于眼看要承担那种义务而小心翼翼地逃到了国外。从孤以后，拉特璃毫不怀疑，自己作为一个谋求和解的先驱战士，类似的命运正等待着他。不过，他至今未婚，也没有儿女，孤身一人，所以他说他没有必要顾忌生命安危；况且我也没有勇气去提醒他应注意个人的安全。拉特瑙在拉巴洛于得很出色，在当时情况下可以说是已取得最好的成果了。这在今天来说仍然是事实。他具有迅速抓住每仍个有利时机的出色才能和世界政治家的风度，再加上他个人的声望，使他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但是，国内已有一些小组织变得相当强大。他们知道，只要一再向自己这个战败国的国民声言：他们根本没有战败，任何谈判和让步都意味着对国家的背叛。这样，他们就能招徕更多的人。这些大搞同性恋的秘密团体已比当时共和国领导人想象的要有势力得多。共和国领导人按照自己关于自由的观念对所有那些要把德国上地上的自由永远消灭的人听之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