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也纳所有的大饭店都住满了那些吞食腐尸的秃鹫；他们什么都购买，从牙刷一直到农庄。他们把私人收藏的和古玩店里的古董收购一空，一直到古董的主人懊丧地发觉自己遭到的是一场抢和盗的浩劫。瑞士的旅馆小看门人，荷兰的女打字员都住进了环行大道几家大饭店里的贵族套间。这种事似乎难以令人相信，但我作为一个目击者可以用下列这样一件事实作证：萨尔茨堡那家着名的豪华宾馆—欧洲饭店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是全部租给英国失业者住的，他们因为有充足的英国失业救济金，而在这里过着比老家贫民窟更便宜的生活。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诸如在奥地利生活费用和物品便宜之类的消息渐渐地不胫而走，于是，贪婪的新来客从瑞典和法国源源不断而入，在维也纳市区的街道上，讲意大利语、法语、土耳其语和罗马尼亚语的人比讲德语的人还要多。甚至起初通货膨胀速度慢得多的德国—当然，起初慢得多是为了后来比我们的通货膨胀的速度还要快百万倍—也利用自己的马克来对付贬值的克朗。作为边境城市的萨尔茨堡给我以最好的机会来观察那些每天路过的抢劫队伍。数以百计和数以千计的巴伐利亚人从相邻的城市和村庄象潮水似的涌到这座城市。他们在这里清人缝制套服，修理自己的汽车，采购药品，找医生看病，慕尼黑的大商号在奥地利寄发国际信件和拍发电报，为的是能从邮资的差价中占到便宜。后来，德国政府终于采取行动，设立边境稽查站，以制止所有必需品不是在本地商店购买而是在价格便宜的萨尔茨堡购买。因为到最后，一马克在萨尔茨堡顶七十奥地利克朗用。同时，海关对奥地利出产的每一件商品实行没收。但是，有一种商品始终不受限制，那就是喝进肚子里的啤酒。嗜好啤酒的巴伐利亚人每天拿着交易所行市表进行核算，看看是否能够由于克朗的贬值而使自己在萨尔茨堡的酒馆里用同样的价钱喝上比在家里多四五立升甚至十立升的啤酒。再也想不出有比这更大的诱惑了。于是，就有成群结队的人带着妻儿从费赖拉辛和赖电哈尔越境过来，为的是能好好享受一下，灌满一肚子啤酒。每天晚上，火车站成了酪酊大醉、狂呼乱叫、打着饱嗝儿、呕吐不止的酒徒们的真正魔窟；有些喝得实在不能动弹的人只好被拖上平时用来运箱子的手推车，送进车厢，然后列车满载着这群又吼又唱、发酒疯的人返口他们自己的国家。当然，这些快活的巴伐利亚人没有想到以后会有多么可怕的报复在等待着他们。因为当克朗一旦稳定，而马克以天文数字大幅度下跌时，奥地利人也是从同一个火车站乘卒过来，在这一边猛喝便宜的啤酒，开始重演同样的闹剧；只不过方向相反罢了。
这种在双方通货膨胀之下发生的啤酒战是值得我特别回忆的往事之一，因为它也许是从小的方面，形象而怪诞地把那几年的整个疯狂现象揭示得淋漓尽致。
奇怪的是，我今天怎么也回忆不起来那几年中我们在自己家里是怎样安排生活的。当时住在奥地利的每一个人单单维持一天的生活就要开销几万和几十万克朗，后来在德国则要开销数百万克朗。我不记得人们怎么弄到这么多钱的。然而，令人不解的是：我们确曾有过这么多钱。我们已经习惯了，我们已适应那种混乱的局面。一个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外国人从逻辑上推理一定会这样想：一个鸡蛋在奥地利的价钱相当于过去一辆豪华的汽车，而后来在德国竟高达四十亿马克—几乎相当于以前大柏林市全部房屋的地皮价—在这样的年代，人们一定以为，妇女们披头散发，发疯似地在街上匆匆而过，店铺里一片荒凉，因为什么物品都买不到了。尤其是戏院和娱乐场所全都空空荡荡。然而，使你不姓惊奇的是，情况恰恰相反。人们要求生活连续性的意志远远胜过货币的不稳定性。在那金融一片混乱之中，日常生活都几乎不受干扰地在继续。但就个人来说，变化都很大。富人们变穷了，因为他们存在银行里的钱在大量发行纸币中流失了；而投机家们却变富了。不过，飞轮始终是以自己的节奏在旋转，毫不停顿，从不关心个别人的命运。
面包师烤他的面包，鞋匠做他的皮靴，作家写他的书，农民耕他的地，列车正常运行，报纸在每天早晨的惯常时刻送到门口，而且恰恰是那些娱乐场所、酒巴间和戏院总是座无虚席。因为正是这种意想不到的事—以往最稳定的货币现在天天贬值，从而使人们更看重生活—工作、爱情、友谊、艺术和自然—的真正价值。处于灾难之中的整个民族生活得比以往更富有情趣、更充满活力；小伙子和姑娘们上山远足，回家时已晒得肤色黝黑；舞厅里的音乐一直演奏到深夜；新的工厂和商店在四处兴建；我自己都几乎不敢相信我在那几年的生活和工作竟会比以往更朝气蓬勃。我们以前认为重要的东西，现在变得更重要了；我们在奥地利从未有象在那混乱的几年里更热爱艺术，因为由于金钱的背叛，我们觉得自己心中这种永恒的东西—艺术才真正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