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上的陈列商品好象都被洗劫一空。泥灰象疮痂似地从颓圮的房屋上剥落下来，路上行人明显营养不良，勉强支撑着去工作，看了使人伤心。在平原地区，食品供应略好一些；在道德风气普遍下降的情况下，没有一个农民想到按法定的最高价格出售自己的黄油、鸡蛋、牛奶。凡是能贮藏的食物，他都贮藏在自己的仓库房里，等待买主用好价钱上门来买。因此很快出现了一种新职业，即所谓囤积居奇。那些无业男子带者一、两个背囊，到农民那里挨家挨户收购，甚至乘火车到特别有利可图的地方去进行非法套购食品，然后在城里以四、五倍的价格兜售出去。农民开始很高兴，他们用自己的鸡蛋和黄油换来了这么多钞票，就象流水似的淌进家门，并把钞票在自己家里攒起来，但当他们带着塞得满满的皮夹到城里购买商品时，他们愤怒地发现自己要买的长柄镰刀、铁锤、锅炉的价格在这期间已上涨了二十倍或五十倍，而他们为自己的食物只多要了五倍的价钱。从这时起，他们只准备把自己的食品换成工业品，并要求等价交换，以物易物；自从人类进入战壕从而有幸重温洞穴生活以后，现又摆脱了流通千年之久的货币，回复到原始的物物交换。一种怪诞的买卖方式开始遍及全国。城里人把农民可能缺少的东西拖去卖给他们，诸如中国的大瓷花瓶和地毯，剑和猎枪，照相机和书籍，灯具和各种装饰品；因此，如果你走进一户萨尔茨堡的农家，就会看到有一尊印度菩萨正在凝视着你，使你大吃一惊，或者发现一具竖放着法国皮面精装书的洛珂珂式书柜，新主人对这种书柜感到格外的自傲，洋洋得意。
真正的精装书！法国的！他们鼓着双腮，炫耀他说。要物不要钱，已成为口头禅。有些人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褪下自己的结婚指环和身上的皮带。
最后，为了制止这种实际上只对拥有实物的人有利的黑布买卖，政府进行了干预。每一个省都设立了关卡，缴收那些铁路上和骑自行车的囤积居奇者的货物，然后分配给城市的食物供应机构。囤积居奇者用仿照美国西部的走私方式组织夜间运输，或者贿赂那些自己家中有挨饿的孩子的检查人员的办法作为回答。有时候也会出现用左轮手枪和匕首进行真正搏斗的场面。那些小伙子经过在前线的四年训练，已能熟练地使用刀和枪，在平地上逃跑时也会利用军事上进行自身掩护的那一套。这种混乱的局面一周比一周严重，居民们也越来越惊恐不安。因为越来越觉得货币一天一天地贬值。邻近的几个国家已用自己的纸币替换了奥匈帝国的纸币，并把兑换老克朗的主要负担，或多或少转嫁给了可怜的奥地利。在居民中失去信用的第一个标志是硬币见不到了，因为一小块铜或镍对于光印几个字的纸张来说总归是实物。国家虽然开足马力印钞票，以便按照靡非斯特的办法造出尽可能多的人造纸币，但是仍然赶不上通货膨胀的速度。于是，每座城市、每个小镇，乃至每个村庄都开始为自己印刷纸币，这种纸币到了隔壁的村庄就会被拒绝接受，后来终于真正认，识到这样的纸币毫无价值，多半被干脆扔掉了事。我觉得，如果一位国民经济学家能把先在奥地利然后在德国的通货膨胀的所有阶段清清楚楚地描写出来，情节之扣人心弦不难超过任何一部长篇小说，因为混乱的局面越来越新奇。不久，谁都不知道还有什么东西是值钱的。
物价任意飞涨；在一爿及时涨价的店铺里，一盒火柴的价钱会高出另一爿店铺二十倍，只不过那爿店铺的主人老实、心肠不黑而仍按头一天的价格出售货物罢了；为了报答他的这种诚实、店铺在一小时之内货物倾空，因为人们奔走相告，每个人都奔跑去购买那里出售的货物，也不管良己是否需要。即使一条金鱼，或者一只旧的望远镜，也总归是物，人人都要物而不要钞票。最荒唐的是房租收费比例与日俱增。政府为了保护租房人（他们是广大群众）的利益，不准提高租金，从而损害了出租人的利益。不久，在奥地利租一套公寓的中等套间，一年盼房租还不够一顿午饭钱；所以实际上全奥地利有五年或十年时间差不多等于自住房（因为后来连解除租房契约都不准许）。由于这种混乱不堪的局面，社会风气一周比一周荒唐和缺乏道德。出于爱国热忱而把自己节俭了四十年的积蓄买了战时公债的人顿时成了乞丐。
借债人全都不再还债。遵守分配用粮的人都挨饿；只有那些大胆超支用粮的人才吃得饱。善于贿赂的人路路可通；搞投机倒把的人大发横财。谁按批发价出售货物谁就会被人窃取一空；经过仔细核算做买卖的人总是受骗上当。
在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之中，再无规范价值而言。也不再存在什么道德，唯有这样一条准则：随机应变、八面玲珑、无所顾忌，跳上这匹疾驰的快马而不是被它踩在蹄下。
此外，当奥地利人在价值发生骤变之中失去任何规范时，某些外国人也看到在我们这里可以混水摸鱼。因为通货膨胀期间—这次通货膨胀持续了三年，而且速度越来越快—国内唯一具有稳定价值的东西，就是外币。由于奥地利的克朗拿在手里就会象胶水那样流失，所以人人都想要瑞士法朗，美元；于是相当一大批外国人便利用这种经济形势，吞噬奥地利克朗的疲软躯体。奥地利被发现了，并且出现了外国人蜂拥而至的灾难性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