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公着又谓：『青苗之法，但罢逐年比较，则百姓自免抑勒之患。免役之法，少取宽剩之数，别无下户虚纳之患。保甲之法，只令农隙教刁，则不至有妨农之惠。更张之际，当须有术，不在仓卒。』此以所谓在所当改而可以未改者耳。推此意而行之，则无反覆之虑矣。故曰：熙、丰之小人不可以不尽去，而熙、丰之法则不可以尽变。去熙、丰之小人不可以不急，而变熙、丰之法则不容以太急。膏苗、均输所可罢，而雇役之法未可以遽罢也。保马、户马所可罢，而保甲之法未可以遽罢也。新经字法可度，而取经义先论策之意不可废也。然司马光之变法如拯焚救溺，四患未除，死不暝目。至于言朋党之祸，则曰『天若祚宋，必无此事。』此又司马光至诚至公之心质之天地而无愧也。后世闻公之言，可以流涕痛哭矣。
己未，荐享景灵宫。辛酉，大享明堂。丁卯，苏轼为翰林学士，鲜于侁为左谏议大夫，梁焘为右谏议大夫，苏辙为起居郎，王岩叟为侍御史，朱光庭为左司谏，王觌为右司谏。诏诸路坊郭第五等以上及单丁女户、寺观第三等以上旧纳免役钱，并与减放五分，余并全放。仍自元佑二年为始。傅尧俞言：『资助役人，臣未敢详定。如以差法为非，自可复为雇法，不须无事徒此纷纷。』己卯，中书侍郎张璪为光禄大夫、资政殿学士、知郑州。台谏章交上几十数，璪乃请外，竟从优礼罢去。孙升奏：『祖宗之用人，如赵普、王旦、韩琦，此三人者，文章学问不见于世，然观其德业器识，功烈行治，近世辅相未有其比。而王安石为一代文宗，进居大任，趋近利，无远识，施设之方一出于私智。由是言之，则辅佐经纶之业，不在乎文章学问也。愿陛下选任左右辅弼，必先乎德业器识，无取乎文学声名。』贴黄言：『苏轼文章学问中外所服，然德业器识有所不足。今为翰林学士，可谓极其任矣。若或辅佐经纶，则愿陛下以王安石为戒。』
冬十月丙辰，鸿胪卿孔宗翰奏：『先臣孔子之后世袭封爵一人。欲乞今后不使袭封之人更兼它职。』臣寮言：『孔子庙貌，国家之所常奉。欲厘定典礼，命官以司共用度，立学以训其子孙，则朝廷崇儒尊道之意厚矣。合袭封衍圣公，专主祠事，添助田百亩供祭祀，赐书，置教授一员。改衍圣公为奉圣公，及删定家祭、冕服等制度，颁赐施行。』从之。乙巳，赐范镇诏曰：『夫有德君子以精神折冲，譬之麟凤能服猛鸷。朕虚怀前席以致诸老，非敢必以事诿也。苟得黄发之叟皤然在位，则朝廷尊严，奸宄消伏。卿虽笃老，乃心王室，毋惮数舍之劳，以副中外之望。已降敕落致仕，除兼侍读。诏书到日，可发来赴阙。』戊申，宗正寺丞王巩奏：『宗正寺条例，皇帝玉牒十年一进，修玉牒官并以学士典领。玉牒自范镇等一进之后，神宗玉牒至今未修；《仙源类谱》自张方平庆历年进书之后，仅五十年，并无成书。请别立法：宗正寺修纂寺书，其玉牒官每二年一具草缴进。如会问未足，不得过进期两季。类谱等亦二年一具草，候及十年，类聚修纂成书进呈。』从之。刘挚言：『太学条例独可按据旧条，考其乖戾太甚者删去之。若乃高阔以慕古，新奇以变常，非以无补，而又有害。欲望圣慈指挥罢修学制，所止以其事责在学官、正录以上，将见行条制去留修定，所贵因革不失其当。』挚言：『高阔以慕古，新奇以变常』，盖指程颐也。颐所立条制，辄为礼部疏驳，颐亦自辨理，然朝廷讫不行。
十一月乙卯，礼部言：『将来冬至节，命妇贺坤成宫例改笺为表。』从之。程颐建言：『神宗丧未除，节序变迁，时思方切。恐失居丧之礼，无以风化天下。乞改贺为慰。』不从。
戊午，刘挚为中大夫、尚书右丞，吕大防守中书侍郎，傅尧俞为御史中丞，仍兼侍读。戊寅，起居郎苏辙、起居言舍人曾肇并为中书舍人，肇仍充实录院修撰。王岩叟言：『肇天资甚陋，人望至卑。早乘其兄布朋附王安石，擅权用事，朝廷美爵，如取于家，故肇因缘得窃馆职，素无吏能而擢领都司，殊昧史材而委修实录。』岩叟凡八上章，皆不听。范镇提举崇福宫，以镇力辞新命也。朝廷起镇，盖欲授以门下侍郎，镇固不欲起。又移书问其从孙祖禹，祖禹亦劝止之，镇大喜曰：『是吾心也。凡吾所欲为者，司马君实已为之，何用复出也？』御史中丞傅尧俞初视事，与侍御史王岩叟同入对。上谕尧俞曰：『用卿作中丞不由执政，以卿公正不避权贵。如朝政阙失，卿等但安心言事，太皇太后主张。』三省奏立经义、词赋两科下议。从之。吕陶言：『保甲之法虽已更张，犹有二弊。』诏府界三路保甲人户五等已下地土不及二十亩者，虽三丁以上并免教。从陶请也。
十二月庚子，傅尧俞、王岩叟同入对。太皇太后问曰：『天下政事如何？」尧俞称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