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之。是月，刘挚言：『乃者朝廷患免役之弊，下诏改复差法，而法至今不能成。朝廷患常平之敝，并用旧制施行，曾未累月，复变为青苗之法。其后又下诏切责首议之臣，而敛散之事至今行之如初。此二事，大事也，而反覆二三，尚何以使天下信之？且改之易之诚是耶，君子犹以为反令，况改易而未必是，徒以暴过举于天下，则曷若谨之于始乎？』辛卯，司马光札子：『勘会青苗钱利民甚少，害民极多。今欲只令州县依旧法趁时籴粜，其青苗钱更不支依，所有旧欠二分之息尽除放，只一元支本钱随见欠多少，分作料次，随税送纳。』诏从之。初，同知枢密院范纯仁以国用不足，建请复散育苗钱。时司马光方以疾在告，不与也。已而台谏共言其非。皆不报，光寻具札子，乞约束州县抑配者，苏轼又缴奏，乞尽罢之，光始大悟，遂力疾入朝，于帘前争曰：『不可。是何奸邪劝陛下复行此事？』纯仁失色，却立不敢言，青苗钱遂罢不复散。太皇太后谕辅臣曰：『谏官言：近日除授多有不当。』司马光言：『朝廷近诏臣僚举可任监司者，既令各举所知，必且试用，待其不职，然后罢黜，亦可并坐举者。』吕公着曰：『举官虽是委人，亦须执政审察人材。』光曰：『自来执政只于举到人中取其所善者用之。』韩维曰：『光所言非是，岂可直信举者之言？今不先审察，待其不职而罚之，甚失义理。』公着曰：『近来除用多失，亦由限以资格。』光又曰：『资格岂可少？』维又曰：『资格但可施于叙迁，若升擢人材，岂可拘资格？』司马光以疾作先出都堂，遂竭告，自是不复入朝。
八月己亥，王岩叟、朱光庭入对延和殿，岩叟进札子，论及人材之难。上曰：『只为难得全者，有材者无德，有德者无材。』对以为：『执政大臣须当用材德兼备者，自余各随合用处用之。若当局务之任，则用材可也；若当献纳论思之地，须用德方可。』帘下甚然之。癸卯，通直郎、充崇政殿说书程颐兼权判登闻鼓院。颐再辞之，诏不带职官充侍读侍讲、崇政殿说书，其请俸依职事官例支见钱。颐在讲筵尝质钱使，或疑禄薄，问知，乃自供职后不曾请俸。寻诘户部，户部索前任历子。颐言：『颐起草莱，无前任历子。』其意以为朝廷待士，便当廪入继粟、庖人继肉也。即令户部自为出历子。苏辙言：『上官均上言，极论官冗之弊，已蒙朝旨降付给舍、左右司看详施行。臣伏见今之自文职人流者凡四：进士、补荫与夫纳粟得官、百司胥吏是也。计其才行，可以居官治事者，纳粟、胥吏不如补荫，补荫不如进士、武举。又进士科所谓特奏名者凡五例，其最滥者，但曾一次预荐，仅及三十年即该推恩。臣以为有可罢者，纳粟得官是也。有可以裁抑者，特奏名资萌胥吏是也。』
九月丙辰朔，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司马光卒。光为政逾年而病居其半，每欲以身徇下，躬亲庶务，不舍昼夜。宾客见其体羸，曰：『诸葛孔明二十罚以上皆亲之，以此致疾。公不可以不戒。』光曰：『死生，命也。』为之益力。
吕中曰：天将禄人之国，必先祚其君子。天将以元丰为元佑，则使司马光获相于初元。天将使元为佑绍圣，则不使司马光慭遗于数岁。当是时，新法已多变夹，然君子未尽用也，小人未尽去也。公薨于今日，而党议已兆于明日。使光尚在，则君子尚有所立，必无朋党之祸，必无报复之事。一身之存亡，二百年治乱之所系也。
太皇太后闻其丧，哭之恸，上亦感涕不已。明堂体毕，皆临奠。赠太师、温国公，谥曰文正。御篆表其墓道曰『忠清粹德之碑。』光在相位，辽人、夏人遣使入朝与吾使至辽中者，辽必问光起居，而辽人敕其边吏曰：『中国相司马矣，切毋生事开边隙。』及卒，京师之民皆罢市往吊，画其像刻印鬻之，时画工有致富者。及葬，四方来会者盖数万人，哭之如哭其私亲。苏轼尝论光所以感人心、动天地者，而蔽以二言，曰诚，曰一。君子谓轼知言。轼尝载光语晁补之曰：『吾无过人，但平生所为，未尝有不可对人言耳。』始光当国，悉改熙宁、元丰旧事。或谓光曰：『旧臣章惇、惠卿辈皆小人，它日有以父子之义间上，则朋党之祸作矣。』光正色曰：『天若祚宋，必无此事。』遂改之不疑。君子谓光之勇，孟轲不如。若曰当参用熙、丰旧臣共变其法以绝异时之祸，实光所不取也。
《大事记》曰：变熙宁之法者，乃神宗末年之悔，太皇初年之盛心，天下人心之公论也。司马光谓『先帝之法善者，叶百世不可改。若安石、惠卿等所建，非先帝意者。改之当如拯焚救溺。』此正孔子三年无改于道之本旨也。然谓太皇以母改子，则它日章、蔡之徒必以子不可改父之说进者，此绍述之论所由起也。当时吕公着之言曰：『保马之法，先朝已知有司奉行之谬；市易之法，先帝尤觉其有害而无利；福建、江南等路配卖茶盐。俱非朝廷本意。当一切罢去。』则是当变之法，皆出于神宗末年之意。推此意而行之，则无绍述之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