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云：《杂卦》以《乾》为首，不终之以它卦，而必终之以夬者，盖《夬》以五阳决一阴，决去一阴，则《复》为纯《乾》矣。
项氏安世曰：《大过》之象，本未俱弱，而在杂卦之终，圣人作《易》，示天下以无终穷之理，教人以拨乱反正之法，是故原其乱之始生于《姤》，而极其势之上穷于《夬》，以示微之当防，盛之不足畏。自《夬》而《乾》，有终而《复》始之义也。
又曰：自《大过》以下，特皆以“男女”为言，至《夬》而明言之曰：“君子”“小人”，然则圣人之意，断可识矣。
胡氏炳文曰：本义谓自《大过》以下，或疑其错简，以韵协之，又似非误。愚窃以为“杂物撰德，非其中爻不备”，此盖指中四爻互体而言也。先天图之左，互《复》、《颐》、552553易学启蒙圣人现象以画卦，揲蓍以命爻，使天下后世之人，皆有以决嫌疑，定犹豫，而为迷于吉凶悔吝之途，其功可谓盛矣。然其为卦也，自本而干，自干而枝，其势若有所迫而自不能已；其为蓍也，分合进退，从横逆顺，亦无往而不相值焉，是岂圣人心思智虑之所得为也哉。特气数之自然，形于法象，见于图书者，有以启于其心而假手焉尔。近世学者，类喜谈《易》而不察乎此，其专于文义者，既支离散漫，而无所根着，其涉于象数者，又皆牵合傅会，而或以为出于圣人心思智虑之所为也，若是者予窃病焉，因与同志，颇辑旧文，为书四篇，以示初学，使毋疑于其说云。
淳熙丙午暮春既望魏氏了翁曰：朱文公《易》，得于邵子为多。盖不读邵《易》，则茫不知《启蒙》、《本义》之所以作。
本图书第一《易大传》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
孔安国云：“河图者，伏羲氏王天下，龙马出河遂则其文，以画八卦。洛书者，禹治水时，神龟负文而列于背，有数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类。
集说
朱子答袁枢曰：以《河图》、《洛书》为不足信，自欧阳公以来，已有此说，然终无奈《顾命》、《系辞》、《论语》皆有是言，而诸儒所传二图之数，虽有交互而无乖戾，顺数逆推，纵横曲直皆有明法，不可得而破除也。至如《河图》与《易》之天一至554刘歆云：伏羲氏继天而王，受《河图》而画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锡《洛书》
法而陈之，九畴是也。《河图》、《洛书》相为经纬、八卦九章相为表里。
关子明云：《河图》之文，七前六后，八左九右，《洛书》之文，九前一后，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后左，六后右。
集说朱子书《河图》、《洛书》曰：读《大戴礼》书，又得一证甚明。其《明堂》
篇有“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语，而郑氏注云：“法龟文也”，然则汉人固以九数者为《洛书》也。
又偶读《漫记》曰：子华子论《河图》之二与四抱九而上跻，六与八蹈一而下沈，五居其中，据三持七，巧亦甚矣，唯其甚巧，所以知其非古书也。
案郑注《大戴礼》是确证，至子华子，则位置虽明，但错以《洛书》为《河图》，故朱子疑其非古书。
邵子曰：圆者星也，历纪之数，其肇于此乎。历法合二始以定刚柔，二中以定律历，二终以纪闰余，足所谓历纪也。方者土也，画州井地之法，其仿于此乎。州有九，井九百亩，是所谓画州井地也。盖圆者《河图》之数，方者《洛书》之文，故羲文因之而造《易》，禹箕叙之而作《范》也。蔡元定曰：古今传记，自孔安国刘向父子、班固皆以为《河图》授羲，《洛书》锡禹。关子明、邵康节，皆以十为《河图》，九为《洛书》。盖《大传》既陈“天地五十有五”
之数，《洪范》又明言“天乃锡禹洪范九畴”，而九宫之数，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正龟背之象也。唯刘牧臆见，以九为《河图》，十为《洛书》，托言出于希夷，既与诸儒旧说不合，又引《大传》以为二者皆出于伏羲之世，其《易》置图书，并无明验，但谓伏羲兼取图书，则《易》、《范》之数诚相表里，为可疑耳。其实天地之理，一而已矣，虽时有古今先后之不同，而其理则不容于有二也。故伏羲但据《河图》以作《易》，则不必豫见《洛书》，而已逆与之合矣。大禹但据《洛书》以作《范》，则亦不必追考《河图》，而已暗与之符矣。其所以然者何战？诚以此理之外，无复它理故也。然不特此尔，律吕有五声十二律，而其相乘之数，究于六十，日名有十干十二支，而其相乘之数，亦究于六十，二者皆出于《易》之后，其起数又各不同，然与《易》之阴阳策数多少自相配合，皆为六十者无不合若符契也。下至运气参同太乙之属虽不足道，然亦无不相通，盖自然之理也。假令今世复有图书者出，其数亦必相符，可谓伏羲有取于今日而作《易》乎？《大传》所谓“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者，亦汛言圣人作《易》作《范》，其原皆出于天之意，如言“以卜筮者尚其占”，与“莫大乎蓍龟”之类，《易》之书岂有龟与卜之法子？亦言其理无二而已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