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中》释《易》，虽奉旨“以《本义》为主，次及《程传》，再辅以“集说”、“总论”、“案”语等。但李光地在“集说”、“总论”中尤能博采众家之说以“折中”商榷程朱之言，这点正是“力学慕古”的李光地总裁《折中》一书之最为可取之处。且李光地本人的学术观点，即与程朱之说有歧，正如《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易类六》在介绍李光地之《周易观彖》时所指出的那样：“解‘后得主而有常’句，不从程传增‘利’字，解‘盖言顺也’句，不以‘顺’为‘慎’，以及‘比吉也’句，‘比之匪人’句，‘同人曰’句，‘小利有攸往，天文也’句，‘震惊百里，惊远而惧迩也’句，‘渐之进也’句，上九‘鸿渐于陆’句。与‘地之宜’句，皆不从《程传》、《本义》脱误之说。”并赞其：
“盖遵信古经，不敢窜乱，犹有汉儒笃守之遗”。《四库全书总目》这段赞语，明赞李光地，实亦暗示程朱以上诸说有“窜乱”之嫌，可见乾隆年间复古风兴起之后，人们已多么不买程朱《易》学的账！
《折中》一书确能兼容并蓄众家之说，时时以“集说”、“案”语及“总论”的方式，提出与程朱不同的学见，有时甚至暗称程朱之说为“世儒”之说，而批评反驳之，因而使《折中》的确起到了“融分朋立异之见”的作用。现按该书之内容次序，试将此书简介如下：
《折中》首载康熙帝所制“御纂周易折中凡例”一篇，“凡例”简述了皇帝对该书命名、编纂体例及学术倾向所“钦定”的基调，其云：“易经二篇，传十篇，在古元不相混，费直、王弼乃以传附经，而程子从之……今案易学，当以朱子为主，故列《本义》
于先，而经传次第，则亦悉依《本义》原本，庶学者由是以复见古经，不至习近而忘本也。”又云：“今所收，上自汉晋，下迄元、明，使二千年易道渊源，皆可览见。”康熙对汉代复数易学持批判眨斥之态度，他说：“汉晋间说《易》者，大抵皆淫于象数之末流而离其宗，故隋唐后惟王弼孤行，为其能破互卦，纳甲，飞伏之陋，而专于理以谈经也。”“然《易》之为书，实根于象数而作，……但自焦赣、京房以来，穿凿大甚，故守理之儒者，遂鄙象数为不足言。”可贵的是，康熙能以帝王的身份，借“凡例”道出程朱《易》义的本质区别；“朱于之学，出自程子，然文义异同者甚多，诸经皆然，不独《易》也，况《易》则程以为圣人说理之书，而朱以为圣人卜筮之教，其旨趣已自不同矣。”
2《折中》于解《周易》经传之外，又附以朱熹之“易学启蒙”，并作“启蒙附论”，“凡例”称此乃“庶几古人右书左图之意”。至于《折中》在解完《序卦》、《杂卦》之后，又于“启蒙附论”后面附以“《序卦》、《杂卦》明义”，亦“朕因陈希夷反覆九卦之指，而思《序卦》之义；因邵康节四象相交成十六事之言，而悟《杂卦》之根。”
“凡例”后为“御纂周易折中卷首”。“卷首”有“纲领”凡三篇，首论“作《易》
传《易》源流”；二论“易道精蕴经传义例”；三论“读易之法及诸家醇疵”。持论多引先儒之说，可谓有理有据，平允可靠。最为可贵、也最值得称赞的是：在“作《易》传《易》源流”中，《折中》恢复了《本义》原貌，将经与传分编，一从古本。我们知道，经与传的分合问题，一直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问题。由史料看，先秦时期，《周易》的经与传是分开的。至汉代，应该说基本上仍未混杂。至王弼始将经传相杂而成为今本《周易》之编次。此后又有很多学者对《易传》作了进一步分割。然而，历史上很多有见识的学者，已反对分传附经，力图恢复《汉书？艺文志》所称“《易经》十二篇，上下经及十翼”之原貌，朱熹就是其中之一。他依据吕祖谦本的经传编次而作《本义》，将经与传分开，恢复了“《易经》十二篇”之原貌。
我们今天透过历史的帷幕，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朱熹之《本义》，在当时是一部具有反潮流精神的着作。从内容上，他敢将“河图”“洛书”“先天图”等放入书中，“唯朱子兼象数、天理，违众而定之。”（康熙《折中》序语）从撰写体例上，又复十二篇古《易》之旧，故此书一出，依据中国文人相斗时，打不倒对方就捧，捧起来是为了更好摔碎的一贯战法，于是即有人以朱子之学，出自程子为理由，在捧的同时，董楷接着便作《周易传义附录》，离析《本义》编次，而从程氏《易传》编次。程氏《易传》乃王弼本编次，由此可见，当时分传附经派的势力是多么强大，其所使用的手段又是多么恶劣！至明初，《周易大全》又取董氏本等为底本，故仍沿其误，并因“钦定”而广为流传。以朱熹的地位、声望与影响，其书之编次原貌，竟然会在整整有明一代被离析曲改，而李光地本人撰定的《周易观彖》十二卷，正如《四库全书总目》介绍，“是编乃仍用注疏本”，就是说，也只得仍用王弼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