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光地尝奉命纂修《周易折中》，请复用朱子古本”。可知李光地也只是凭借康熙皇帝的威势，借编《折中》之机，总算从体例编次上忠实地恢复了《本义》原貌，而后乾隆年间《御纂周易述义》，又遵其例，这是对分传附经派的沉重打击。对此，我们作为令人，应给予积极的评价。《折中》认为：“前汉六经与传皆别行，至后汉诸儒作注，始合经传为一耳。”《折中》编者言此的根据仅是《三国志？魏志》中魏高贵乡公问博士淳于俊的那段话，淳于俊虽说“郑玄合《彖》、《象》
于经者”，但并未明确言其以何种形式去“合”，及“合”到什么程度，而由其上下文之语气看，淳于俊只是作为一种见解，对提出的问题予以回答，且费氏《易》兴起之后，东汉熹平石经之《周易》即“经传分列，不相杂厕”（蒙传铭《周易成书年代考》），故3在“论易道精蕴经传义例”中，编者偏信初上无位之论，以至失之偏颇：“按《象》
无初上得位、失位之文，又《系辞》但论三五、二四同功异位，亦不及初上，何乎？唯乾上九《文言》云‘贵而无位’《需》上六云‘虽不当位’，若以上为阴位邪，则《需》
上六不得云‘不当位’，若以上为阳位邪，则《乾》上九不得云‘贵而无位’也”。
然《文言》所云“贵而无位”，是与“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并说，此处乃阐理而非指其爻位，同样《象》释《需》卦上六云“虽不当位，未大失也”，其意亦在释“不速之客三人来”为“不当位”，只因能“敬之终吉”故而“未大夫也”，此亦非指爻位而言。且《系辞》已说得很清楚：“是故列贵贱者，存乎位，齐小大者，存乎卦。”
“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如上下无位，何来“上下无常”“周流六虚”之论耶？
对先儒《易》义，编纂者认为：
“《易》之有象，其取之有所从，其推之有所用，非苟为寓言也。然两汉诸儒，必欲究其所从，则既滞泥而不通，王弼以来，直欲推其所用，则又疏略而无据。”在此，《折中》编纂者强调朱熹的观点：
“《易》只是为卜筮而作，故《周礼》分明言‘大卜掌三《易》
’，《连山》《归藏》《周易》，古人于卜筮之官，立之凡数人，秦去古未远，故《周易》亦以卜筮得不焚。今人才说《易》是卜筮之书，便以为辱累了《易》，见夫子说许多义理，便以为《易》只是说道理，殊不知其言吉、凶、悔、吝，皆有理，而其教人之意无不在也。今人却道圣人言理，而其中因有卜筮之说，他说理后，说从那卜筮上来作么？”因此，《易》之本义，正是为“上古之时，民心昧然。
不知吉凶之所在，故圣人作《易》，教之卜筮，使吉则行之，凶则避之。此是开物成务之道。故《系辞》云：‘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正谓此也。”
这种对《易》之本义的体察与认识，贯穿于朱熹《本义》的终始，贯穿于《文公易说》的终始，亦贯穿于《折中》的终始，直至今天，不是还有这种“今人才说《易》是卜筮之书，便以为辱累了《易》”的今人吗？可见历史总是在重复。只是岁月流逝，时代的大河中不时泛起新的“今人”。当然，昨日之“今人”，已不同于今日之“今人”，而今日之“今人”，又不同于明日之“今人”——尽管“今人”的面孔不断变换，然而像这样的老调子，却总是唱不够，也唱不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