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任命官员，是经过选择以后才予以委任的，因此在考核的时候常常较为宽恕。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不应该由于小的过失而放弃已做好id
选择。现在的官员，是任命之后再加以选择分配任务，因此常常股息其力所不及，结果等于没有选择，而是纵容保护奸邪。这样做难道是浑厚吗？广大民众台遭殃了。
世上很久没有全才了，使用人应该根据各自的长处。就像眼睛不能够用来听闻，耳朵不能够用来看东西，鼻子不能够用来吃饭，嘴也不能够用来排泄，因为这些都是客观造成的。现在使用人才，不审视其才能是不是能够胜任以及资格够不够，就胡乱任命，刚刚当会计，马上又管理司法，接着做文职，其后又掌握军权，简直没有办法对其加以培养，所用的也不是使其才能可以发挥的事情，而被任命的人也飘飘然而自不量力，像这样能把事情做好，岂不是太困难了么？官员应该老成，而对于副职官员不应该使其参与大事。现在的人才，难道就比古代强的多吗？我认为学校培养人才，课程是使人进步，应当像温公（司马光）说的那样，分为数个科目，使各自学习较为擅长的科目，而那些天资强，能够具备各自才能的人，就为其特别设立一个全面的科目，到了任命官员的时候，就根据各自的才能加以使用。由于天资有相近的地方的，学问有相通的地方，发挥的政治管理上，就必然有可观的成果。古代把实用和学习当成一回事，而今日却把学习和实用分为两件事。没有做官的时候，只是学习文学词章，直到被任命为官员，才开始学习管理，这样即便是睿智聪明的人才，有英明的见识，又怎么能够在短短的数月参与管理的时间学到那么多的知识，并且把每件事做好呢？这样就免不了草率鲁莽，唐突支吾，只要没有大的过失和失败获得就可以得到升迁，以这种方式使用人才，即便是帝尧、帝舜也没有办法治理国家。古代有实效的学习，是培养适用的人才；这样会使人们在没有做官之之前，就早已熟悉有益于民众的管理方法，如果能够得到任命，就以这样方法去治理国家。现在所谓的学校，比起那时来真是太惭愧了。
官员就职叫到任，这个意思非常深奥，而不只是承担责任的意思。所谓任，就是听任。听任其独立自主，信任官员而责成他去做他应该做的事情。如果什么都不放手，把权力捏在自己的手里，则官员便会受到束缚，这就不是任命了。
最下级官员的意见，一直到达朝廷上层，台省依次决定是否批准，部院以此为进退的根据，这是社会上极为可恨的事情就或许有人对此感到惊讶，我认为吗好“帝王把采用或舍弃的决定，委托给吏部，吏部又委托给抚按，抚按又委托给两司，两司又托付给守令，守令又委托给皂快，甚至皂快又会委托给其他郡的皂快。对方以自己的恩仇作为是非的标准，把廖妄的事情当成事实，把从前的的守令当成后来的官员，把过去的怨恨当作现在的过失，把小的失误当成大的错误。相互勾结，秘密进行，虚伪周详，把这当成至宝。说伯夷、许由不好，说柳下石廉洁的，时常发生。抚按就依照这个皂快的意见使上面得知，吏部就根据这个加以决定。一名官吏的荣辱并没有什么可惜的，而夺其热爱信赖的使民众失望，引起了怨恨而滋生民众的祸殃，由此可见，个人的好恶对人的影响是多么大啊。”做官有五个要点：不要错问一件事，不要屈打一个人，不要浪费一毫财产，不要轻易使用一点劳力，不要苟取一分钱。
吴、越两国的战争，是利用谋略；羌、胡两族的战争，是利用勇敢。谋略在于寻找机会，勇敢在于培养士气，寻找机会，务必机密得连鬼神也不让知晓；培养士气，务必连自己的生命和家庭也不能够顾及。这是百战百胜的方法。
用兵，是使他人为其送死的。所利用的是众怒、义怒、恩怒。众怒，是百姓自己的仇恨，商汤王、周武王的军队就是这样。义怒，是以正义攻击邪恶，像披麻戴孝的三军那样。恩怒，是由于感激而想为之奋斗，像李牧犒劳三军、吴起与军兵同甘共苦就是这样。这三种方法，利用的是人心，可以达到使人去死的目的。除此之外都是靠强迫驱使军队去作战。势如猛虎的敌人在前面，手持利刃的监军在后面，退缩的就处死，在这种情况下，不去作战又能够怎么样呢？然而靠这种方法取得战争的胜利，是侥幸的事情，十有八九会溃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