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方面，现存最古的是飞鸟寺的本尊丈六释迦像(石造)。据《元兴寺缘起》和《日本书纪》，此像是推古天皇14年(606)由止利佛师及鞍作加罗尔等人所作。此像的样板是北魏后期即5世纪末开凿的龙门石窟中的宾阳洞诸尊。法隆寺的释迦三尊像是止利佛师制作飞鸟寺丈六释迦像17年之后即623年所造，也是以北魏时代的雕刻为样本。此像源于5世纪末至6世纪初的北魏式样雕刻。法隆寺金堂的金铜药师如来像、法隆寺东院梦殿的木制救世观音像也是北魏式样，相貌古拙严肃，表现神秘的宗教色彩。法隆寺大雄宝殿的百济观音像(木雕)比同寺东院梦殿的观音像(木雕)雕刻技术要进步，姿态优美，似乎是6世纪前后的南朝式样。广隆寺和中官寺(在奈良县)的弥勒保吸收中国南梁佛像的式样，表现半砌思维的柔和自然形式。一般说来，南朝式样优美典雅，北朝式样纯朴刚健。法隆寺四天王像，体躯大，衣纹用直线雕出，其源流是响堂山中洞外的神王像，受齐周式样的影响。（注43）在传入技术高超的佛像雕刻以前，日本雕刻技术停留在雕刻石人、塑造填轮的原始阶段。见这时雕刻有了飞跃发展。当然这种发展是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下取得的。美术史家久野健说：“可以说7、8世纪的雕刻是从北魏至隋唐的中国雕刻史的缩图。”（注44）绘画遗品有法隆寺玉虫厨子须弥座上的密陀绘（注45）《施身闻褐图》和《舍身饲虎图》。据传这个时期高句丽僧吴征来日传播染料、织、墨的制作方法。留下名字的画家有黄书画师、山背画师。
工艺品有法隆寺的玉虫厨子（注46），法隆寺金堂的天盖，法隆寺的狩狮纹锦(施有波斯式狮子狩猎图)及龙首水瓶(腑部绘有天马)等。中宫寺的天寿国绣帐（注47）也很有名。在玉虫厨子上有透雕的金银花蔓草纹，而这种花纹的源流可追溯到波斯、希腊、东罗马等地，可见西域文化也已通过中国传入日本。
[1]吴廷缪：《<魏志?倭人传>在日本》，《文史知识》1984年第6期。
[2]铜锋：青铜器，有认其祖型是古代中国的编钟或朝鲜的马锋，少数钢锋中悬挂着铜舌，因而被视为乐器，但多数具有祭祀用具的性质。
[3]汪向荣：《邪马台国》第15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4]吴廷缪：前揭书第92页。
[5]王金林：《古代日本》第98页，东京六兴出版社，1986。
C6]根据王仲殊研究，三角缘神兽镜为东渡的中国工匠在日本所作。(见王仲殊《关于日本三角缘神兽镜的问题》，《考古》1981年第4期第355——356页。)[7]田中家：《古镜》，东京讲谈社，1979。
[8]竖穴式石室：在长方形竖穴的周围，用石砌成墙壁，其上盖以石板的墓室。
[9]垣轮：用泥土烧成的陶制明器，有圆筒形和形象型两种。形象垣轮有人物、动物、房屋、器具等形状。
[10]横穴式石室：由安放棺材的墓室通往坟丘斜面入口处的平行隧道组成。
[11]日本古史编造的、连结神代与人代的第一代神武天皇由九州日向(今宫崎)率兵渡海东征，辛酉年(公元前660年)元旦即位于大和(今奈良)摄原宫的传说。
[12]日本古史编造的、景行天皇之于日本武尊西征熊袭(今九州南部的古日本部族)，东讨关东北部古虾夷部族进行统一国土战争的传说。
[13]《宋书?倭国传》。
[14]朝鲜学者否认当时在朝鲜存在日本的殖民地任那，他们认为公元1世纪以后，日本列岛上的“不少‘小国’是由三韩后裔和伽椰、新罗、百济人统治着”，在朝鲜半岛内的“三国和伽椰兴盛的时期，百济、伽椰、新罗等国也曾利用日本列岛上的这些属国桥朗的力量”。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著《朝鲜通史》上卷(第1分册)第108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73。
[15]好大王碑：高句丽长寿王于414年为纪念好太王(广开土王，公元391年——公元412年在位)功绩而建立的石碑，在今吉林省集安县。
[16]对于碑文中的“倭以辛卯年来渡海破百残口口口罗以为臣民”一段，朝鲜学者金扬亨的解释是便于辛卯年来，(高句丽)渡海破百残(济)。金氏认为，倭是北九州百济系的，辛卯年来是被百济所动员。见金锡亨著：《古代朝日关系史》第366——380页(劲草书房日译本，1972)。朴时亨的理解是倭于辛卯年来，(高句丽)渡海破之，百残(济)招倭侵(或联侵新)罗，以为臣民。见朴时亨著：《广开土王陵碑》，1966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在日朝鲜学者李进熙提出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伪造碑文说。见李进熙著《好大王碑之谜》，讲谈社，1973。《好大王碑与任那日本府》，学生社，1977。
[17]参见渡部义通：《日本上古社会的特征》，《历史科学大系》I，第8——46页，校仓书房，1973；井上光贞：《日本古代史诸问题》第46——51页，思索社，1972；弥永贞三：《日本古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第8——29页，岩波书店，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