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史学明治初期的文学界仍是封建史学占统治地位。1869年(明治2年)明治天皇效令三条实美太政大臣复兴修史事业；同年设史料编辑国史校正局。1877年(明治10)设立修史馆，决定编纂《大日本编年史》，同时编修以天皇为中心的《复古记》、《皇亲谱》等。但此时所编的史书，无论观点和体裁仍都是封建史学那一套，所不同的，过去是以武家为中心的历史，现在是以皇室为中心的历史。然而，在文明开化的浪潮中，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一样，也受西方文学的影响。明治初年翻译了许多欧洲通俗历史著作，满足了启蒙运动的需要。后来基佐(G．Guizout，1768—1874)〈欧洲文明史》、波克尔(H?T?Buckle，1821—1863)的《英国文明史》和米涅(F?A?M?Mignet,1796—1884)的《法国革命史》等西方史学的著作被翻译过来。西方文明史学是英法资产阶级的进步史学，它认为人类历史是从未开化、野蛮到文明的无限进步的历史过程，摆脱了宗教对历史的束缚。在西方文明史学的影响下，日本史学界已不满足旧式编年体或列传体的封建史学，而试图用史论体的文明史观来实证人类的展和文化的进步了。于是日本的文明史学应运而出，出现了以西方文明史论来写日本历史的著作，开拓了新的历史领域。明治10年以后出版的文明史或开化史有：田口卯吉的《日本开化小史》(明治10）、北川藤太的《日本文明史》(明治11)、渡边修次郎的《明治开化史》(明治13)、藤田茂吉的《文明东渐史》(明治17)、福田久松的〈大日本文明史略》(明治24)等，其中《日本开化小史》特别著名，田口卯吉在该书序言中说：“史家之辛苦不在于收集历代的许多情状，仅在于究其情状之本源。”
1886年(明治19)德国人利斯(L?R?Riess，1861—1929)来日创设东京帝大文学院史学科。利斯将兰克(L?Von?Ranke，1795-1886)忠于史实的方法论传到日本，从而日本史学界接受了兰克派的德国史学，强调历史的客观研究，主张通过原始史料的考证来究明历史的具体面貌。德国历史学派的这种考证主义与明治政府的政治思想相吻合，便以它作为官方史学的目标，并决定停止编撰〈大日本编年史》，以东京帝国大学国史科和史料编纂所为中心，进进编辑史料。结果编成《大日本史料》、《大日本古文书》、《国史大系〉、《续国史大系》等大部头资料性著作。终于实证史学压倒文明史学，成为日本史学的主流和正统。
至明治20年代，史学界不满足于以前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史研究，开展了文化史和经济史的研究。于是出现了文化史学和社会经济史学。文化史学是把历史研究的对象从政治扩大到社会和文化，探索人类的精神世界。津田左右吉的《神代史的新研究》是文化史学的代表作。它否定神代史，认为是后世人伪造的，粉碎了天皇制的传说。社会经济史学则以经济为研究对象，满足了当时日本经济发展的需要。社会经济史学比较接近客观历史本来面貌，以丰富的社会经济资料证实人类社会的共同规律，为无产阶级文学的诞生创造条件。当时出版的经济史学著作很多，著名的有栗田宽的《庄圆考》(明治21)、滨田健次郎的《日本古代通货考》(明治21)、获野由之的《日本财政史》(明治23)、苦沼贞风的《大日本商业史〉（明治25)等。
甲午战争以后，东洋史研究发达起来。日本人开始用西方史学方法论来研究中国史，并取得一定的成果。田口卯吉的《中国开化小史》(明治21)是抛弃旧的儒学史学观，用文明开化史观来叙述中国历史的先驱作品。那河通世的《中国通史》(明治21)也是用近代科学方法来研究中国史概论的名著。此外，白鸟库吉对中国北方民族及东西交通史的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注16]
明治后期，日本史学界为配合政府侵略大陆的政策，对东洋史进行广泛研究，出版了许多著作。在概论方面，有高桑驹吉的《东洋大历史》(明治38)、市村成次郎的《东洋史要》(明治45)等；在专题史方面，有林泰辅的《朝鲜通史》(明治45)、白乌库吉的《满洲的过去及将来》(明38)和《肃慎考》、那河通世的《台湾、朝鲜、满洲史研究入门》(明治33)等；关于蒙古史，有白鸟的《蒙古民族起源》(明治40)、内藤虎次郎的《蒙文元朝秘史》(明治42)、多桑(Dohsson,1780一1855)的《蒙古史》(明治24，田中萃一郎译)；关于中亚史，有白鸟的《乌孙考》(明治33)等。
文学艺术
一、文学明治时代是日本旧文学向近代新文学转换的时代。明治初期流行的翻译小说，为其后新文艺理论的介绍作好准备。从翻译到创作，出现了政治小说；如说明白由民权真话的寓言《蝴蝶纪谈》(田秀成，1882)，以友以立宪政治确立为理想的《雪中梅》和《花间莺》(末广铁肠，1886—1888)。这种写实风强烈的小说形式，代表了文学革新思想的一个方面。翻译小说和政治小说的出现，可以说是日本近代新文学的前奏。
1885年(明治18)出版了坪内逍遥的《小说神髓》。此书题名虽为小说，实际内容却是一部系统的文学理论著作。[注17]为明治新文学的理论奠定基础，促进了明治新文学作品的诞生。此时还出现了长谷川如是闲、二叶亭四迷的〈别林斯基艺术论》等文艺理论作品。至20年代，坪内逍遥所提倡的写实主义，由以尾崎红叶为核心的砚友社一派的作品表现出来。砚友社的著名成员有尾崎红叶、石桥思案、山田美妙等。红叶的作表作有《二个比丘尼的色仟悔》，思案有〈处女女〉，美妙有《武藏野》。这个时期除砚友社的写实主义作品外，还有幸田露伴的理想主义作品(如《风流佛》)和森鸥外的浪漫主义作品(如《舞姬》)。明治中期是新诗或新体诗的成立期，出现了最早的新诗《新体诗抄》(1882)。当时由于国粹主义兴起，出现了和歌的改良和诽句的革新运动。
明治30年代，以《文学界》杂志为中心，浪漫主义文学论兴起。其代表人物为北村透谷和高山得牛。他们反对砚友社一派等脱离人生的、享乐的艺术至上主义和低级的功利主义文学观，倡导文学的人生意义。与此同时，法国左拉的自然主义被介绍过来，岛村抱月是日本最早从理论上阐明白然主义的人。此时浪漫主义和写实主义进一步发展，杰出的浪漫主义作品有：泉镜花的《夜行巡查》（明治26)和〈外科室〉(明治26)，川上眉山的《雪折竹》(明治23)和〈书记官〉(明治28)，广津柳浪的《变目传》(明治28)和《黑蜥蜴》（明治28)。杰出的写实主义作品有：尾崎红叶的《心之涸》(明治27)和《金色夜叉》(明治30)，幸田露伴的《风流微尘藏》。这个时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社会主义小说的出现。矢野龙溪的《新社会》，白柳秀湖的《黄昏》和《泽夫日记》，以及小川煌村的《劳动问题》都是反映社会主义运动的作品。当时杰出的社会主义小说代表作家木下尚江，用热血沸腾之笔，以日本初期社会主义运动的苦斗为背景，描写当时青年的苦闷和呼声，在明治文学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尚江的代表作是《火柱》(1904)和《良人的自白》(1904)，前者阶级斗争意识强烈，后者反映着社会存在的各种问题，如妇女解放、财富罪恶、土地私有等。30年代是日本新诗和短歌的繁荣时期，诗坛出现了许多有才华的新秀，浪漫抒情的诗风成为诗坛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