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安政大狱”
就在“安政条约”签订的时候，幕府中以德川齐昭、松平庆永、岛津齐彬为盟主的改革派强藩诸侯武士和以彦根藩主井伊直弼(公元1815年—公元1860年)为首的专制保守派诸侯武士(德川家臣、大名)间的斗争，围绕将军继承问题日趋尖锐化。由于将军家定病弱无子，改革派推选前水户藩主德川齐昭之子庆喜(公元1837不—公元1913年)为继承人。保守派则拥立纪伊藩主德川家茂。改革派利用外交问题鼓吹攘夷锁国论，攻击幕府当权保守派的妥协无能。公元1857年阿部正弘死，堀田正睦对缔结条约不敢负全责，于公元1858年1月进京奏请天皇批准。但皇室倾向改革派，掘田没有得到救许而归。4月，保守派为维护幕府独裁，由井伊直弼出任大老，不顾皇室和各藩主的意志，推举德川家茂为将军。6月，幕府断然批准了《日美修好通商条约》。于是改革派大愤，齐昭和德川庆胜、庆喜、松平庆永指斥直弼不待天皇允诺擅自签约是违赦。直弼答复：如与英、法开战，必蹈清朝覆辙。朝廷了解这种详情后，自会体谅允许签订，否认有违犯之罪。7月直弼乘将军家定病危，逼他下令对齐昭、庆胜、庆永及庆喜，作了严厉处分。10月25日德川家茂正式为将军。
以外交和继嗣问题为转机，天皇地位提高了。幕藩对立两派都派人到朝廷争取支持本派。各藩武士、浪人也聚集京都，要求朝廷抑制幕府的独断专行。但直弼一派坚决抗拒皇室利于改革派的措施，诬告齐昭为私利拥立庆喜，密通外夷，阴谋内乱。老中间部速胜借口“公卿惑上”，于安政5年至6年(公元1858年—公元1859年)，对改革派公卿、家臣及在京都的武士浪人实行大镇压，捕40余人，押送江户。同时在江户及其他地方也搜捕多人。审讯结果，于1859年8月判处志士桥本左内(松平庆永信赖的开明藩士)、吉田松阴(长州藩改革派领导者)、水户藩士茅根伊予之介、鹃饲吉左卫门及文学家赖三树三郎[注18]斩首罪，水户藩士鹃饲幸吉枭首示众，同藩藩士安岛带刀的切腹。其他皇室公卿、家臣、武士、儒者、藩士、处士等多人各处流放、徒刑。萨摩藩士西乡隆盛被逐，投水自杀末成，也被流放。知名浪士梅田云滨等死于狱中。朝廷方面，逼令公卿4人引咎辞退，并幽禁4人。改革派诸侯齐昭、庆驾、庆喜、山内丰信，幕府高官太田资始、堀田正睦、松乎忠固、间部拴胜、岩獭忠胜、川路圣漠等都被处禁闭、免取、削禄、左迁。此外连坐者百余人。由此保守派肃清了全部政敌。这一“安政大狱”是日本封建末期空前的恐怖专政。幕府迫害大批有为之士，加速了自己的崩溃。井伊直弼于第二年(万延元年，公元1860年)3月3日在樱田门被水户、萨摩两藩士刺死。11月，天皇下达大赦令，赦免了大狱中幸存的受难者。[注19]
四、开港后日本经济的恶化根据安政条约，安政6年(公元1859年)7月1日开港。开港后，日本对外贸易迅速增长。公元1860年输出为470余万美元，输入为160余万美元。公元1867年，输出为1200余万美元，输入为2160余万美元。八年间输出入总值增加5倍多。生丝、茶、蚕种和棉花大量出口，造成价格上涨。以桐生地方生丝价格为例，开港后公元1859年10月价格较开港前平年的价格上涨了3倍。[注20]因生丝不足和价格上涨，以京都西阵为首的各地丝织业已难维持营业。为此，西阵织工曾在公元1859年底2次暴动。输出品价格飞涨，也影响了一般物价。米价从公元1857年起就开始上涨，以肥后米为例，公元1856年每石为80．5勿[注21]，公元1857年为107．5勿，公元1858年为133勿，公元1864年为229勿，公元1865更猛涨至473勿。[注22]日本金银比价为1：5，而国际比价为1：15，黄金价格低于国际牌价。西方商人和各国使馆人员利用差额，以墨西哥银元套购日本黄金，攫取巨利。黄金外流，钱价下跌，也促使米、麦、盐等生活必需品涨价，造成农民、城市贫民和下级武士生活愈加困难。
输入品，以棉、毛织品为主，廉价棉布大量进口，沉重打击国内棉布生产。公元1861年棉花生产额下降为开港前的5％，而输入的棉布已占国内消费量的31．7％。关东真冈(木历木县东南)的棉织品业，开港前年产棉布38万反[注23]，开港后即降为12万反，不少织工失业流离。
五、阶级关系的新变化开港后，农民和城市贫民生活恶化，他们反封建的斗争规随之扩大，带有全民族的性质。农民起义次数剧增，公元1860年发生43起，公元1865年—公元1867年平均每年发生55．3起，这都超过了上一次农民运动高潮期——天保年间(公元1830年—公元1843年)每年平均发生32.5起义数目。[注25]农民起义的性质也从全体农民起义演变为“改革世道”起义。这是以农民为基础的反抗幕藩领主制、地主制、商业高利贷资本等剥削阶级的斗争。斗争方式已不再“越诉”，而采取直接行动，摧毁地主富商住宅，要求减免租赋，自由贩卖农产品。并烧毁“检地帐”，平分土地财产，从而具有比18世纪初更进一步否定领主制的革命倾向。城市贫民起义的次数也显著增加。公元1865年—公元1867年平均每年发16.6起，超过了天保年间每年7．2起的数目。[注26]城市贫民捣毁动，大部分是反对幕藩领主和商人囤积粮食投机涨价的“米骚动”(抢粮暴动)。
开港后物价高涨，使下级武士的生活更艰难。幕藩统治者非但不设法救济，反而继续用“半知”、“减知”的办法克扣禄米，致使他们“怨主如仇敌”。这些下级武士本属封建社会的特权阶级，但在幕末已经沦为日趋没落的阶层。他们有些人从事商业、手工业，当医生、作家，有的设塾授徒，不少人甚至脱离藩籍成为浪人，实际上是在向城市小资产阶级自由职业者转化；他们又是具有一定经济文化、西方科技和政治思想的知识分子，对新事物敏感，他们已不再向幕藩体制寻求出路，而不同程度地希望从政治社会制度的改革中求生机。自天保改革以来，在萨摩、长州、水户、土佐、肥前等藩，大部分下级武士游离在各派政治势力斗争中，一部分被吸收到藩政改革事业里来。开港后，他们与代表领主门阀的上级武士的矛盾和斗争更加剧了。
开港也刺激商品生产的发展。商品经济发达下产生的新社会阶层—新兴地主富农，有的经营经济作物的栽培，有的经营制丝工业，有的作行庄制包买主和从事运输业等。农村生产者也有兼作商人的，这些商人被称为豪农豪商。[注27]幕藩领主实施领内物产专卖，勾结特权商人，垄断运输和贸易，采取压抑商品生产者的政策，日益威胁豪农豪商的切身利益，因而后者具有反封建的意识。但豪农豪商中多有兼任村吏、依附封建制度进行剥削的，少数人还买得武士身分，或任官吏，所以他们又多少害怕革命，只要求在不根本改变封建制度的范围内，发展资本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