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1］精兵简政，指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中共中央发出“精兵简政”的指示，要求切实整顿党、政、军各级组织机构，精简机关，充实连队，加强基层，提高效能，节约人力物力。这是在抗日根据地日益缩小的情况下，克服财政经济严重困难和休养生息民力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政策。
［2］连队军事及连队政工会议，指一九四二年三月十五日，第一一五师在莒县以南石板村召开的连队政治工作会议和一九四二年五月，第一一五师召开的连队军事工作会议，罗荣桓在这两个会议上对连队工作的职责、作风和方法等问题作了系统的指示，即本书《略谈连队政治工作问题》，统一了山东我军连队各种工作制度、规则、战术思想与操场动作。
［3］敌四、五次伪化治安，指从一九四二年四月至六月敌人在华北进行的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和从一九四二年十月至十二月敌人在华北进行的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
［4］反战同盟，日本侵华战争时期，日本士兵组成的反战团体。一九三九年以来，部分被俘日本士兵在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帮助下，先后成立了“觉醒联盟”和“反战同盟”。一九四二年八月，由上述反战团体组成“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一九四四年四月改组为日本人民解放同盟，旨在反对侵略战争、打倒日本法西斯政权、建设民主日本、成立人民政府。它曾向日本军队积极进行反战宣传，对瓦解日军起了一定的作用。一九四五年四月在华北、华中共有二十一个支部。日本投降后停止活动。
［5］自首政策，抗日战争期间，日伪控制沦陷区的人民并对抗日军民进行策反的一种手段。
［6］四大强国，当时指中、英、美、苏为四大强国。
［7］英美对我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指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一日，中英、中美分别在重庆和华盛顿签订《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与换文》、《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与换文》，正式宣布英美废除在华特权。
［8］实现地方化，为了克服困难，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中共中央军委曾于一九四一年指出，我军的斗争方针要坚持长期分散的游击战争，要以主力兵团地方化，地方兵团群众化，大量发展民兵作为保乡自卫的骨干。山东部队坚决执行了这一方针，所以使群众性的游击战争更加广泛、更加灵活、更加巧妙地开展起来了。
分散性游击战争与对敌政治攻势①
内容
（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二日）今年是接近胜利的一年，但敌后则是更加困难的一年，尤其对我们在敌后坚持斗争来说是更加严重的一年。这是由于敌人提出以“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组织全面作战，来达到“确保农村”的战略指导方针决定的。
敌人为什么要这样呢？理由很简单，就是非如此不能达其“以战养战”
的目的，也就是说单靠军事即不能完成其要求，而且敌人也了解我们的城市是不能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那样统制农村，所以敌人就提出必须“确保农村”，否则敌人的胜利就不是最后的胜利。
可是敌人虽然是“三分军事”，但军事上仍是优势。有人以为敌人的这个“三分军事”的口号是表示敌的收缩，因此，就问：“我们为什么还不组织游击战的反攻呢？”这种问法是不对的，这是不了解敌人近年来政治上的一些成功。依靠这些政治上的成功，“三分军事”对我就够了；而且这个依靠政治上一些成功的“三分军事”的威胁，比过去十分的军事对我们的威胁还大，特别是日军与伪军、伪组织结合所发生的力量比过去十分军事更大，对我们的威胁比从前更增加了。目前各地普遍“扫荡”、“蚕食”，正表示了这种结合，以及因结合而形成的对我们的全面压缩，使我们自一九四一年来遭到相当的缩减。这里特别是主力部队，影响削弱了继续坚持战斗的力量。因此，为了避免我们军事上不致陷于被动或孤立的暴露在敌人打击之下，与以展开政治攻势为主，进一步的联系群众而不得不地方化，否则就不能解决问题，尤因群众在敌之高压和摧残下，也有些动摇，个别发生悲观失望，这就更增加了我们的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我坚持敌后，特别是熬过今年最困难的一年的方针，就应该是分散性的游击战争，政治攻势为主。这点，中央过去早已给我们指出来了。
所谓分散性的游击战争，就是更加依靠群众，与地方密切联系起来，打成一片，以对付敌之全面压缩。而分散游击战争的特点，也就是依靠群众，密切联系地方。唯有这样，才能在今天的敌后生存。
因此，分散性游击战争问题，就不仅是军事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反敌人特务斗争问题。要求我们军事上要更加灵活机动，使敌人防不胜防，以形成我之主动。在政治上，更要求依靠群众自力更生；在反特务的任务之下，公开斗争与秘密斗争配合起来，打击敌挑拨我与群众关系的阴谋，造成我们的群众性的地方化的全面的对敌作战。把我们的力量从各方面组织起来（首先是爱护群众）。只要我们能这样做，粉碎敌之“扫荡”，打击敌之“蚕食”
和封锁均是可能的，敌之普遍掠夺政策、特务活动也是可能对付的。但在具体进行的时候，一方是公开（根据地，在部队中），一方是隐蔽（在敌占区，在群众中）；一方是流血，一方是和平；一方是打，一方是拉，要善于在各方面都能采取这种不同的斗争方式。这里就不难明白，分散性的游击战争本①本文是罗荣桓在山东军政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刊载于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五日中共山东分局出版的《斗争生活》第二十一期。罗荣桓时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一一五师政治委员、代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