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就是以政治攻势力主，从各种不同的斗争中去组织，而以游击战争为核心。
如果我们不是这样去了解内容和实质，而很机械的把军事活动与政治攻势分离对立，那就错了。这样就必然的会使军事活动孤立的暴露在敌人的面前，遭受敌人的打击，而且政治攻势亦失掉了支持力量。
此外，还必须看到敌人既然以“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战略指导方针来“确保农村”，那我就应紧紧依靠农村来对付敌人。如果日军再利用与伪军、伪组织的结合来对付我，就很可能使我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而敌反占优势。我们的任务就是要设法避免和削弱敌的这个优势，展开政治攻势，去对付日军与伪军、伪组织的结合。这也就可以充分的看到，政治攻势在我们今天的斗争中所占的重要地位。
下面再谈几个具体问题首先就谈实际工作的配合，特别是军事上的配合问题。
一般说，我们的配合是不够好的，但配合不好又是两方面的，军队固未了解政治攻势的正确意义，敌工干部也未很好了解，这就使各方面不能很密切的配合起来。
军事行动与政治攻势，应根据不同地区、不同的具体情况，采取一定的方式结合起来，决不是一般的、普遍的。武装宣传一般是正确的，但不要一般化，比方像某某区那种狭长地方，就不能随便去攻，以免暴露，应多采取地方化、群众化隐蔽的方式，主力部队的方式是不好的。这种情况，一定要求以过分的军事行动去配合是不妥当的。在大块根据地，像某某区这样，当遭到敌人“蚕食”时，就要注意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来配合。因之：
第一、边缘区和腹地如果遭到敌之“蚕食”跃进（安据点），我们在反对时，就要求有强有力的政治攻势配合军事行动。但又必须指出，在这种情况下，军事上制止敌之进攻是主要的。因此，就需要声势浩大的包围敌之据点，配合少数武装去威胁据点。这种政治攻势对保护根据地是十分重要的。
因此，在军事上就必需提出“翻边战术”，即敌打进我这里来，我打回敌那里去。事实上这个战术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成功，郯城之战［1］，就是一个很显着的例子。以后要到处实行。但这也就更需要更有力的政治攻势去配合。在猛烈开展政治攻势中，派一支主力去夺取敌人的重要地方予敌以严重打击，在反“蚕食”、反“扫荡”中都会起很大的作用。
第二、已经遭受敌人分割、封锁之地区，而敌人又正在积极进行摧毁“清剿”时，这就要求我们的武装行动更加收缩，大部转入隐蔽，这时政治攻势的任务是更便利于我之一切斗争，更顺利的转入隐蔽。这时如果还要求声势浩大的政治攻势对我是不利的。即便是有时照顾到公开，也为的是更易于转入隐蔽。虽然政治攻势本身是准备开展攻势，但不是立即开展。
第三、敌占区——这些地区，主要是开展政治攻势，而且一般应是公开的普遍宣传，组织上则是更便利于我们的隐蔽，从敌人的空隙中去进攻敌人，更便利于我们公开与秘密的配合。因此，今后大量宣传品往敌占区的输送，不要依靠隐蔽站，否则必然暴露，遭受损失，最好是在武装宣传时带去，这种武装宣传主要是配合根据地的斗争。除此而外，不应经常采取。如果经常采取，就会使敌人更加警惕，妨碍我之行动，削弱我之隐蔽活动。
这里再看看去年山东各地，一般斗争是严重的，某些地区稍缓，因而斗争显得不平衡。过去我们总以平原和山地比，平原斗争一定尖锐，实际上今天山东的情形，还是铁道线最严重（包括平原地区和山地），这里就可看出地理条件并不是主要的。从这里更看到下面几种地区不同的情况，因此我之政治攻势也就不能机械。
（一）对敌威胁较小，分散隐蔽，政治攻势方法，一般使用得对，就可以麻痹敌人。
（二）在各方面，特别是在四周尖锐斗争之下，敌力量不能即时集中或机动的地区，就会缓和一点。
（三）处在两三省间之结合部，敌虽注意改善，但其伪化治安统治是薄弱的，我有很大空隙可乘。
（四）敌“扫荡”友军与友军的继续坚持抗战，也减轻了敌对我之压力，我之对敌斗争形势，取得有利条件。
我们的政治攻势，必须照顾到这些，不应一般采用；有时可缓和一些，达到我们隐蔽去进攻敌之空隙，这样对我是有利的。
此外，必须加强敌之结合部区的工作。必须了解结合部军事上虽易调整，伪化治安统一则较困难，因为这中间有很大的矛盾，我们就要抓紧这一点尽量扩大其矛盾。
再就是整个地区配合得好，环境还不是那样严重，就不要暴露。
对于敌打击友军时，虽减轻对我之压力，但我必须抓紧此时机与友军展开统战，诚恳帮助友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