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对敌斗争一九四一到一九四二年间，对敌斗争形势更为严重，反“蚕食”成为主要斗争形式。
（一）敌之“蚕食”政策，是采用封锁、分割、包围我根据地，缩小了“扫荡”面积。一九四二年“扫荡”的特点就是更普遍、时间更缩短，增加了奔袭的突然性，还全面展开其所谓谋略战与“治强运动”。
（二）敌之“蚕食”成功还由于我们的麻痹。北方局与集总都已一再指示我们，但我们当时还是麻痹的，我们是自敌“第四次治强运动”时方开始注意。四年工作总结中对此问题也未强调。敌人“蚕食”，首先以封锁交通线作为“扫荡”出发地，一九三九到一九四○年就开始了。第二步就是大量扶植伪军、伪组织，控制农产富饶地区，占据大市镇，展开“扫荡”作战。
第三步就是“蚕食”步骤加快，一九四○至一九四二年大量安设据点，突入我根据地，大踏步前进。对我展开全面攻势。除军事外，更有特务的、经济的、文化的攻势。因为“蚕食”是逐步进行的，敌更容易麻痹我们。
（三）敌之“蚕食”是有收获的。我之反“蚕食”能否胜利须视我之方针，清河原有地区大部为敌“蚕食”，变为分散游击地区。鲁南山区、冀鲁边亦如此。鲁中则受敌顽夹击，滨海区则在东海地区与沂沭两河之间均为敌“蚕食”。处于敌顽夹击，胶东的西南海已被“蚕食”，青烟路［1］已被封锁。
我根据地缩小，兵力减少，干部伤亡大，根据地人力物力损失甚大，财政收入减少。
（四）分局四年总结后，明确提出反“蚕食”部署，强调对敌斗争，便掌握了中央的政治攻势为主，分散游击战争为辅的方针，因此，我们得以胜利的坚持。
敌以匪化的“治强运动”与人民是对立的，人民反侵略抗日的情绪逐渐高涨，敌人在政治上是失败的。且日伪之间与伪军互相间的矛盾亦在发展着，如敌所实行之“三清运动”［2］并以此大批拉拢青年。如组织“青协”，大肆宣布“对华新政策”，敌军内部矛盾亦增强了，纪律废弛，官兵对立，故我之政治攻势为主是有根据的。我是分散性的群众性游击战争，予敌人以更大的打击与消耗。
中央的方针就是根据敌人的劣势与我之优势而击中敌人的要害，且一九四二年时，只有实现这样的方针，我们才能打破困难，保存力量。这是中央布尔什维克化的正确方针。
（五）在中央方针下反“蚕食”的军事指导：
（1）我们采取了“敌进我进”的方针，在反“蚕食”斗争指示中即宣布的这个方针。
（2）敌以“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向我进攻，我以政治攻势为主，游击战争为辅对抗之，敌以公开为主，隐蔽方式为辅，我则以隐蔽为主，而公开为辅对之；敌是以紧缩合围、“清剿”、“扫荡”的办法对我；我则以分散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反对敌之“扫荡”、“清剿”；敌以加多点线封锁，突入与纵深，进攻我根据地，我则以发展两面派，打入工作，争取瓦解日伪军、伪组织；敌以强大的全面的伪组织对我，我则以精兵简政对敌；敌以“拉网战术”吞吃我边沿区，我则以“翻边战术”对敌。
（3）政治攻势与游击战争都必须与群众相结合，否则就不能发挥其力量。没有群众观点的游击战术就是单纯军事观点。如胶东的主力派出的“麻雀组”为敌所捉就是一个教训。
（4）政治攻势与游击战争的相互关系，在不同的情况下互相服从，两者应结为一体，不可分离之。在实行“敌进我进”时，在战略方针上政治攻势为主，但战术上则政治攻势应配合战斗的胜利。游击战本身就不是单纯的军事行动。没有弄清群众的情况，就不能实行分散。地方工作上把战争与群众分离，单纯希望主力去打天下是不对的。
（5）反“蚕食”与反“扫荡”战的不可分性，部署上应把两者作为一个部署的两方面。如因备战反“扫荡”而收缩反“蚕食”的兵力，结果使敌有机可乘。
（6）我们反“蚕食”斗争的胜利首先是滨海的反“蚕食”胜利。起初主力部队对分散游击战没有信心与不熟练。一九四二年首先争取了反“蚕食”胜利。郯城、赣榆［3］两战役，打击敌之由南而西的“蚕食”政策。
清河区乘敌军调动的机会，争取了反“蚕食”的胜利，争取了极为有利的时机，基本上打开了清河的严重局面。冀鲁边如当时能很快地结束其内部的混乱，抓紧有利时机，亦可争取大的胜利。
鲁南歼灭了顽军刘桂棠［4］、刘国桢两部，开辟了大块地区。
鲁中于一九四三至一九四四年，首先在沂蒙坚持抑制了敌“蚕食”并开展了讨吴战役，控制了胶济路南的战略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