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东一九四二年粉碎了敌之“封锁”青烟路计划，西海对反“蚕食”认识不够，北海还有的划“资敌圈”。胶东对反“蚕食”总方针认识不够，故采取了消极态度。
一般的由于我掌握了反“蚕食”的规律，民兵普遍发动，统一领导，这都是我们的胜利因素，特别是一九四三年反顽胜利更帮助了我们，转变了过去三面斗争的严重形势。
应该认识敌人还是强大的，在没有总反攻以前，敌我形势还不会基本改变，所以我们不要麻痹自己。
三、对顽斗争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三年，顽军对我之进攻均遭失败，使我获得了优势的条件：
（一）敌人对我“扫荡”之余并不放松对顽之压迫与打击。分局四年总结时对此情况的估计还不足。
（1）敌人要确保华北作为兵站基地，破坏我之反攻准备，故敌不仅不允许我们、也不允许顽军之存在。且顽军当时尚打着抗日旗帜，数量上不少于我军，这实足以引起敌人的注意。这是顽与敌的基本矛盾。我们不能抹杀它。
（2）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三年顽军内部矛盾与火并，便授敌以各个击破之机，同时这种打击还配合着诱降政策的。如于、李［5］出入鲁之矛盾。
（3）李仙洲入鲁声势浩大，刺激了敌人，故敌人要采取更大的压迫，更增加了敌顽矛盾，伪军的动态也增加敌顽矛盾。
（二）顽军的失败是有必然性的：
（1）顽与敌之合流，采取所谓“曲线抗战”，隐蔽依敌的方针，虽对我有很大危害，同时也鼓励了其内部的投敌情绪，故促成了敌对顽的打击与瓦解。
（2）顽军内部互相间火并，使敌有予以各个击破的条件，且促使顽军大大分化投敌。如吴化文［6］、张步云［7］之投敌就是此种情况造成的。
（3）顽军内部生活困难，官兵矛盾加深，及其为维持其统治而不得不采取集中的作战，这却便利了敌人击溃与歼灭他们，使他们大大地削弱与溃败，且他们与群众的对立，更增加其败亡。
（三）我对顽斗争在军事指导上的经验与教训（1）我们基本上执行了中央的对顽斗争方针——以疏通团结为主，以防止反共为辅，孤立打击积极反我者，中立不积极者，争取可能进步者。分局军事指示中曾指出：在疏通团结口号下，分化其内部，使其矛盾扩大，不能统一步调反共，这是对的。
（2）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二年顽与我同处于敌人紧张压迫之下，我与顽的斗争有些缓和，这就更考验谁能在严重压迫下能站得住脚。当然由于我们有党的领导及群众支持而很好地保存了自己，相当地抑止了敌人的“蚕食”，粉碎了敌之“扫荡”。开始执行了分散游击战争，取得了一些胜利，恢复了地区与力量。这时我之力量已增加百分之二十五。而顽军在一九四三年初，其数目已不到八万人，与我之对比，已不能保持平衡状态，造成了我争取优势的条件。
这说明了中央的方针——对敌为主，争取时局好转是完全正确的。当时冀鲁边的同志怀疑这个方针，对情况熟视无睹，吃了教条主义的亏。
（3）一九四三年来，李入鲁、于出鲁，矛盾大增，引起了顽军内部分化，大鱼吃小鱼，这固然给了敌以各个击破的机会，也给了我们反对反共战争的有利条件。
（4）我们当时的作战目标，是利用敌顽矛盾及顽顽矛盾，争取改善我们的地位，但要避开对敌有利。故（a）不要压缩于、李之矛盾，压缩了对我不利；（b）不要压缩敌顽间的矛盾；（c）还要积极地孤立打击李的反共军，中立东北军，使我们取得了一个极其有利的先机。根据这个指导方针，采取了这样的部署：
甲、欢送于出鲁，又欢迎李入鲁。既提出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在政治上又积极执行孤立、打击的方针。
乙、敌在津浦路上集结兵力，准备打击于、李，我这时避免调大的兵力去鲁南。
丙、我集中力量抢占其中的战略支点，解决历史上没有解决的问题，不让秦启荣为首的顽军占领李北来的目的地，掌握有利的历史时机，准备李入鲁后向我进攻时，我即依靠沂蒙山区打击之。
丁、李北来未能占地，于的部队己走，李的部队又受了严重损失，估计李必然回去，故主力一部入鲁南，争取了彻底胜利。这个部署完全正确，这是分局在对顽战争的领导上的杰作。
（5）对李入鲁失败后的军事指导，仍是完全依照中央的孤立打击积极反我者的方针，而要注意防止一切都要打的情调，这样会使顽军内部相当的统一起来。压迫过火，会使敌人增加，扩大伪军，对我不利。
我们还要争取不积极反我者，坚持统战方针，争取对我有利。这个方针在执行中我们成功的一部分是讨刘、讨朱、讨吴［8］，但对赵、张［9］等则没有足够打击（有客观的困难），在政治上也没有很好地孤立打击它。如对赵之国民党特务政策、土匪活动政策、依靠敌人的政策等都没有很好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