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土匪早已跑得无影无踪，我只有沿途追索。我带去的骑兵，排长是张之江。一日走到一座山背面，接到探兵的报告，说土匪在前山。队官张炳贤便带领队伍向山上进击。这张炳贤是个有名的大胖子，挺着肚子，走起路来浑身直哆嗦。山路崎岖，他没走几步，就喘气，越喘心里越急，越急越喘，越喘越走不动。没办法，只好令两个士兵用枪杆托着他的屁股走。等到走了上去，探兵报告说：土匪已经跑了。大家后来就乱嚷，说张炳贤见了土匪就吓得走不动，一时成了大家说笑话的资料。其实张炳贤的确是因为太胖，所以走不动，并不是害怕土匪。他听了人家笑话他，懊恼的不得了，但是没法辩白。直到一九一三年，有一次在绥远打土匪，别人皆利用地物，惟独张炳贤挺胸站着，他说：“我这次非恢复过去的名誉不可。”从此以后，他的名誉才恢复过来。军队中最要紧的是一副强健的身体，身体不济，任你有遮天盖地的本领，显不出来，人家也不会原谅的。还有，就是山地战应当多多练习。若是只在平地演习作战，一旦上了山，就必致毫无办法。
探兵说土匪已经跑了，其实跑的不远，就在前面的山坳中。于是点派队伍，分把四路要口，一面派兵爬山越岭，予以包围。在东路把守路口的是一位骑兵营李连长。那时天气奇冷，到了夜间，兵们冷得受不住，就烧起火来取暖。土匪远远地看见火光，闯过来一排枪，打旁边又溜走了。所以士兵不能耐寒耐苦，十分危险。夜间生火，敌方见你，你不见他，无有不吃亏的。平素训练不注意夜战，也是一个大弊病。
土匪跑了，队伍又只得尾追过去，直进到朝阳县境，在一个山腰里名叫博拉斤沟方擒获了几个土匪，把头砍下，带回来，挂到原先士兵阵亡的地方，方才了事。队伍也随即开了回来。
朝阳地当辽热要冲，大部分都是蒙古王公居留之地。这些王公都是不折不扣的特权阶级，完全靠着剥削人民，奴隶人民来维持自己的优厚生活。在我回来的途中，走过一处王公最兴盛的地方，许多王公戴了红顶子(二、三品)跪在地上迎接。我才戴白帽证(五品)，按职级说，我尚小一级。这时我不还礼不好，还礼也不好，临时慌了，只好把为首的王公扶起来。略谈一会儿，一位王公让我到他家里坐坐。到了他家里，看见端茶的两个女子，上身仅穿着一件破褂子，外面套一件皮坎肩，下身一丝不挂的光赤着。朝阳是有名的寒冷地带，那时正下着大雪，两个姑娘衣服这样单薄，真叫人瞧着难过。我问侍候的人，这两个女子是什么人，回说是王公奴才的女儿。我问穿的这样，吃的如何?回说吃不饱。我说为什么如此虐待。回说这王公还算顶厚道的，多少人家的使女，不但忍饥挨冻，而且还要每天挨打，简直不当人看待。我就不由得向王公发问：“这两个姑娘假如是你自己的女儿，你难道也这样子对待她们吗?”说完了，由翻译翻给王公听。王公当然很不快意，但当时也没说什么。接着我就告别出来。一路上我不住地想，同是一样的人，王公是长袍马褂，大帽长靴，那样的威风；当婢女的，竟光赤着下身，冷得直打寒噤，生活比猪狗不如。这算个什么混账世界呢?
翌年光绪三十四年(一九○八)我们又奉令到巨流河，举行秋操。参加的部队是一、二两混成协。在这次秋操的时候，我认识了朱子桥先生。朱先生那时在锦州任独立第一标标统，听说我们举行秋操，特意赶来参观的。他自己背着水壶饭袋。我们休息的时候，他就坐在地上，盘着腿独自吃饭。那种俭朴勤苦的精神，我见了异常感动，不由得对他起了无限的敬仰之意。反过来看看我们自己的标统，行军桌，行军椅，行军床，吃起饭来，四大盘四小盘热腾腾地捧上来，享受极尽丰盛，一切应有尽有，完全是官僚的气派，哪有半点作战的准备?名字叫做新军，实际上和旧军又有什么分别?我以为军队中生活，必须时时刻刻有作战的准备。吃饭平素就应当常练习吃冷的。士兵如此，官长亦须如此。士兵睡草，官长亦须睡草，士兵如何简便，官长亦须如何简便。万万不能官僚化。看看朱子桥先生的生活，再想到我们军队的情形，使我得到无限的启发。我后来治军队，在这些地方是严厉注重的
这次秋操的表演，也很糟糕。一、二两混成协，骑兵和骑兵打起来，官长和官长冲突起来。因为统监部叫西军后退，以便第二天重新演习。可是东军却堵着后路，不许西军走。西军说：“这是参谋长的命令，怎么有意违犯?”东军官长说：“参谋长有什么稀罕?我也当过的!”于是两下秩序大乱，差一点儿不曾闹出事来。发给奖品的时候，统监部总参议王揖唐演讲，满口道地的合肥话，又好玩文，之乎者也，摇头晃脑。官长们听懂的不过百分之十，士兵们听懂的不到百分之一。他是进士出身，一点儿不懂官长心理，不顾士兵的程度。他的这番话，不是对牛弹琴，简直是牛对人弹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