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除了我之外，他们每个人都表现得如此开心。广场上搭建了一个临时舞台，红地毯从楼梯一直铺到舞台上。主席台的当中央坐着一个男子，看上去有些庄重，这个男人的右首坐着的是江少波，左边就是孙志文，哦，对了，中间那个男人可能就是市委书记周凤翔，看上去他和孙志文年纪差不多大，江少波可能小点，不过这个周书记远没有江少波英俊，也没有像孙志文有魅力。他坐在中间，在形象与气质上与左右两边的人形成强烈的对比。在江少波与孙志文两边还排着很多人，还有不少女的，那有可能是他企业中的高层，有一两个我认识，就是市宣传厅的那几个科长什么的，收卖报纸新闻专栏的那几个人。
有不少记者分散在主席台与台下，有摄像师在调镜头的聚焦，有的用数码相机对光。这些记者里面也有我的师姐。我看见那几个医院里接受治疗的民工在台下的嘉宾席上安详地坐着。嘉宾席上还有很多人，不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现场已经有不少人，在台下嘉宾席后面的椅子上坐着。我在离现场不远的地方看着这一切。
一会儿，有个女人拿着麦克风说，“各位来宾各位朋友，今天是本市很有影响的民营企业家孙志文先生为几个因一次施工事故受伤的工人敬献人道主义立场的一次例行现场会议——它之所以有必要兴师动众地举行是因为借此机会，孙先生本人及其他的企业有必要澄清一个事实。”那女士说着，扬起一卷报纸又说，“不久以前，报纸发起了对孙先生个人的一场讨伐，说这几个工人是孙先生雇佣的人受到孙先生的支使无故打伤的，还说是有几个打手还打死了几个人扬长而去。这位记者还要怂恿这几个农民兄弟控告孙先生，据后来这几个受伤的人士称，这位记者还为这几个人写了一份控诉孙先生的材料，让他们上京，还出主意说要将事情闹大，如果达不到效果就放火自焚，还鼓吹说，这个世界已经没有光明，与其这样活着还不如死去——让他们都抱上这样必死的决心。那么朋友们，澄清这件事，是不是这位记者从心造谣生事，还是确有其事，我们就只能当场询问当事人了。我想请孙先生回答这一问题。”
虽然所有的不利的证据都指向我，但我并没得到邀请，我就最耐心地听下去了，因为别人不认识我，不知道我就是那个写了报道的记者，如果他们要是知道这个不法的记者就在他们之间，他们一定不由分说地走过来当场将我暴揍一顿，将我打得半死不活。我也是最耐心地去看这一幕幕奇怪的在当众编排出的真诚、感动与深情！我还有幸能目睹对我的讨伐，如此赤裸裸的伪善的却是最深情的讨伐——因为一会儿那样的场面就会出现，不屑我着急，我会看得到。
台上那记者走到孙志文面前问道，“孙志文先生，面对有关你个人声誉与你企业信用的问题，我们当然不知道报上的报道是不是真的，但你为什么对这样的报道一直采取容忍态度，一直回避不加以制止呢，你当时是怎么想的？”那记者将麦克风举到孙志文面前，孙志文想了想说，“我觉得没必要理会这样无聊的事情，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到时候，对于无辜的人，事实会还给我清白。我对你说我清白，大家也不会相信，对于那个诽谤我的记者的问题，我想请人替我回答，可以吗？”孙志文风度翩翩而礼貌有加地问。
那记者感觉良好地对着孙志文说了声，“可以！”然后记者又把麦克风举到孙志文面前。孙志文说，“我请当事人来回答这个问题，他就在嘉宾席上，是我受伤的农民兄弟。”嘉宾席上的一个人已经站起来，我从背部猜测，他可能就是脑袋上受伤的那个男子，这时候他的绷带已经取走了。我站的地方只见到他们的背，我没法见到他们的表情，但我想看看他们的表情。又怕这样冒然去看他们，会让观众认出我来，我就会有危险。
那记者从容镇定地款款走下舞台，然后来到嘉宾席上走到那个站起来的农民身边说，“你好，那请你谈谈那一天的情况好吗？”记者又把麦克风举到那个农民工的嘴边，那农民说，“好的，那一天确实出了事故，是卷扬机出了故障，上边有几个人，他们跌下来，下边有一架电锯正好作业，我们一个人的腿就恰好落在电锯上，就是他——”说话的人指了指截肢的人再说，“我的头受伤了，还有几个下边的人也受伤了，受的伤轻重不一，还死了三个人，因为卷扬机下边也有人作业！”
那记者说，“谢谢，谢谢——原来是这样，那有个记者给你们写材料是怎么会事，你能说说吗？”
我在后边看到那农民工在一个包里掏什么东西，一会儿他拿出一个东西交给记者，并且对准麦克风说，“就是这卷东西，这是他自告奋勇地写的，还交给了我们说是如果要上京就要选定一个让京城里的人感兴趣的主题，否则这个时代悲哀太多，不会因为死伤几个农民工就会引起北京那帮遗老遗少们的注意力，还要我们将事情闹得最大，如果可能的话在外国记者面前诉说我们的苦衷，他说国外的驻京记者一般都会听得懂汉语——如果没有人管就让我们自焚，以便给舆论造成气势。
这就是他要我们做到的。”
他说的时候，那记者在翻看我写的东西。
农民工说完以后，那记者说，“我大概翻了翻这卷东西，与他在报纸上的报道的文风笔触是一样的，好，我们把话筒交给孙先生。”她一边说一边沿着台阶上到舞台来到孙志文面前说，“孙先生，那么你要为这些不幸的农民兄弟们说些什么，你对那名记者想说些什么？”她说着将麦克风又举到孙志文面前，孙志文说，“我只是希望他们尽快养好伤，能工作的继续留下来工作，无法工作的兄弟尽快回家，别让你们的亲人们再着急，他们的妻儿尽管已经看过他们，但那会儿正是报纸的讨伐让我风声正紧的时候，他们可能对我本人有所误会。但我不敢向他们解释，因为边总是越描越黑，我不能再给他们留下不好的印象。对于那位记者的报道，我想请别人来说比较好，我这人那有资格教训人，我是个粗人，我只会埋头做生意，不再会别的！”
这个自信的人还玩了一次谦虚，这可不是他孙志文的风格。我见识过，我明白，但这就是这个人油与滑的一面——我那里是这种人的对手，我多么自不量力啊，还为我自己的正义感沾沾自喜——我只不过是一个十足的混蛋罢了：我对自己暗自骂道。
这会儿孙志文又说，“我请周书记来回答，周书记”孙志文恭敬地转向周凤翔说，“您来，您是一市书记，对文化方面的忠告您说比较本分。”
周凤翔这个傀儡，在人前头还装作一副洋洋得意的模样，装腔作势地说，“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但我们市还要禁止类似的事情再发生，这就是最不良的人身攻击，这那里是报道，无中生有，造谣生事——如果不借着今天孙先生对伤者的事故伤亡赔偿处理来澄清此事，我们这个市的经济还如何搞活，还有人敢于做事吗，敢于承担民族宏伟的经济事业吗，都被这种文化流氓吓倒了。孙先生是仁义的，否则，他就会在第一时间做出反击。这样的文化流氓怎么就混迹于报刊杂志呢，他应该及时地清除出去。”这些据有身份的人们轮流发言的时候，台上台下的拍照片的，摄影的，拍视频的好不热闹。我听见我身边的几个人窃窃私语，他们都在骂我，一个说，“真是吃饱了撑的，还真的是谣言啊，这个记者连狗仔都不入，遇上这样下流的文人不用对他客气，将他打死扔进下水道就行了，做这样的事还为社会除了一害——前段时间他写的多玄呐，说的就像是真的一样，就像他亲眼目睹了一样。”
另一个说，“真是令人不耻的文丕，这个世界上怎么就能生出这种人呢，为什么看不到人家的贡献，就要盯上一些小事情，还都用上了‘莫须有’，这都是什么世界，这种人不得好死，他已经成了人见人打的过街老鼠。”
“如果让我撞上我就狠揍他一顿，为孙先生出气。我这时候就想先捅他几刀，我看他还敢不敢无是生非，无中生有，这种人都为什么这样，他们到底是想干什么？”
“还能干什么，你没见到孙先生的名气吗，骂名人就是为了出名呗，还能干什么，这些无聊的人们在我们国家还少吗，太多了，简直枚不胜举。但他们就能走红，因为我们国家的大多数人们都长着一副软耳朵。”
我听不下去了，书记市长在台上骂我，这些一直蒙在鼓里的无知的人却在台下骂我，骂得振振有词。我真的有人身安全危机了，他们竟然有人将我打死后直接扔进下水道，还说是为这个社会除害——伟大的爱国主义，但他们不知道，其实长了一副最软的耳朵的就是他们自己。这场秀还是改变了孙志文这个流氓在民众中间的影响。我忽然在心里恶毒地生出一种想法，那就是如果对那几个农民工真的是被孙志文的保镖打死打伤的就好了，这多少能平衡一点我的难堪的处境。我并不对我的人身安全危机敏感，我一直耿耿于怀的就是我做了一生中最大的一次傻瓜，也许这样的角色我才开始扮演了，因为我还这么年轻，按我这么受骗的程度与机率计，我还会受到这样的蒙骗——我对自己的人生失去了信心。
我想起了安岳那一天刘楠死去的时候的表现，我没看出那会儿他是假装的，难道他也装出那么一副无辜无助的样子吗？那时候的假装有什么必要呢？不像，真的不像是假装的——算了吧，还是算了，别从心勉强地向自己指出来，这对我自己没多少好处。
这时候台上那记者问孙志文道，“孙先生，那你会不会为无故对你人身攻击告这记者诽谤罪——现在一切证据都对你有利，你会这样做吗？”
孙志文说，“我不会，虽然这是我的权利，但我宁愿放弃，因为我还是尊重我自己做人的原则，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对这个世界大度一点，世界也会大度地对你！”
“好，我们看到了孙先生的大度，这样的人生境界——也只有这要的境界才能生出这样的宏大气魄。那么，孙先生，当时你有何感想，你对你本人还有你的企业担忧过吗，它毕竟有可能影响到你的信用啊！”
孙志文点点头说，“说真的，担忧过，因为我是一个普通的商人，我没有过面对这样诽谤的经验，我感到我的天空忽然布上了阴云，我不知道该如何面对，我走在街上感到人们在我的背后指指点点，那段时间真的如坐针毡，让我忐忑不安——我甚至想好了我关门歇业的最坏的准备。”
“听说，孙先生，你在西部几个省份都援建过，具体的都有那些，都涉及到什么领域？”
“学校，居民区，桥梁，道路都有，具体地方我已经不记得了。”
“谢谢，谢谢孙先生！”那记者重新走到台前面，独自面对镜头，她感慨道，“孙先生还是一个慈善家，我想不出这样一个心存民众，心系贫困地区的企业家会支使手下打人，还打死了人。这是一种人格的体现，因为我想，一个人的人格表现是从人生的点点滴滴中积累的，而不是一个瞬间确定出的。有时候某个瞬间会确定英雄的壮举，但那也不是偶然的，那是经过了生命的长久的准备会在那个瞬间进行从容的选择，燃烧自己甚至牺牲自己。朋友们，孙先生按他自己的话说只是一个商人，但是这个商人却为民做了那么多事，这是一笔不朽的社会财富，但他却一直沉默不语，他没有一次在出席的有关经济会议中谈到过他对贫困地区援建过的事迹，但今天借着这样一次澄清谣言的机会我才透露给大家这样的一个消息。同时，这也从反面反应了我们的有些同事的人格缺陷，因为我不知道那个记者为什么会这么写，为什么将一个真心为民的企业家报道的那样不堪，我不想再评论这个记者的令人不耻的行为。但同时孙先生本人还是不做计较，但愿好人有好报！”
这时候一个歌手唱起了主题歌。
台下的很多人欢迎起来。一曲唱罢，那主持人又上台了，她举着麦克风说，“朋友们，下面就是孙先生为我们受伤的农民兄弟们发放慰问金的时候，我们期待这一时刻的到来。”这时候全场几乎沸腾了。那主持人激动地环顾了一下现场欢腾的人群说，“大家静一下，先听孙先生讲话，我们把时间交给他。有请孙先生，有请，这边请。”
孙志文从桌子后边的椅子上站起来，主持人过去，模仿着礼仪小姐的动作，将孙志文从旁边轻轻地扶着，将孙志文请上了前台。主持人再说，“我们把时间交孙先生，这一时间是孙先生的。”主持人将麦克风交给了孙志文，这时候台下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孙志文为这样的场面无动于衷，他还是那么一副深沉的看不到底的毫无表情的脸。他拿着麦克风先向众人鞠了一个躬，然后款款地说，“各位来宾，各位朋友，我本人非常欢迎大家前来参加这一次——可以说是我自己澄清事实的一次个人的答辩会。我感谢大家给了我一次澄清事实的机会，如果没有在场的各位的捧场，我甚至可能永远都被钉在耻辱柱上。我再次谢谢大家。”掌声再次响起。孙志文装模作样地又鞠了一个躬，然后他再说道，“我请出我们受伤了的五位农民工兄弟，请你们到台上来，小心一点！”不知什么时候那五位农民工已经到了台下，别的四个人自己能走，截肢了的那个男子被安岳与另一个人扶着上了台阶。我看到了安岳，他不知从那里冒出来。
五个农民工一会儿就站到了孙志文与主持人面前。后面有数位礼仪小姐准备就绪。孙志文向嘉宾席上再看了一眼说道，“还有我们不幸工亡的那几个兄弟的亲属代表也欢迎你们上台，我本人代表我的公司我的企业向死者深表哀悼，也向死者家属表示歉意。你们的到场让我感到欣慰，让我从上一次你们的误会中可以轻松地走出来，谢谢你们对我本人及其我的企业的大力支持与鼓舞。”
这时候台上又上去几个人，其中有一个老女人，花白头发，她一个劲地摸泪，她也是被孙志文的保镖中的一个搀扶上台的，还有一个老头，可能是其中一个死亡的人的父亲。他们上去之后也站在那五个受伤的农民工旁边。孙志文与主持人上前和他们一一握手。
孙志文在握手的同时再也没用麦克风，和他们说了什么，有人竟然伸出两只手和孙志文握手，还久久不愿意放开那只上帝般的手。
握手完毕，孙志文将麦克风交给了主持人，然后他自己站在旁边。主持人说，“大家别难过，请工亡亲属们节哀，人死不能复生，我们活着的人就要把悲痛化为力量——今天我们同时揭开了死者亡故与这么多弟兄受伤的原因。我们应该把力量团结到一起，不能受到挑拨者与别有用心者的唆使，世界是有情的，我们要把双方的情谊转换到彼此的信任之中来，再也没有要比这样的深情更能感动人心的了。”那主持人也擦了一下眼泪，但她一直迷人地微笑着。那几个受伤的农民工抽泣着，还有死者家属简直就哭得不成样子。台下的许多人也摸着眼泪，有几个女人竟然哭得稀哩哗啦，连小伙子们的眼里都流着泪——这都是一些极易感染的心灵。
——也许错的人就只是我一个吧，这样的景象连我都认为它是真的。那么假的呢，除了我还有谁？
这时候，孙志文就像一个骄傲的斗士昂着头颅，两眼向前，就像一尊雕塑，他还是那么一副深沉到没有表情的脸。这样的庄严让我寒冷，我不禁打了个哆嗦。但是让我更加寒冷的是在人群中他看到了我，他紧紧地盯着我，看了半天，我也看他。我做好了一副撒退就跑的姿势，如果他告诉观众们那个向他下流地搞了人身攻击的记者就在这里，激怒们的观众们可能就会给我来一顿暴打，甚至将我就地撕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