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气是个奇怪的东西，很多人因为它而不愁了吃穿。它的利用有很多途径，其中我最讨厌最瞧不起的就是专门利用它来图个人物质和享受的私利的行为，社会文娱界大多数人都是这样，作为奢侈和轻松生活的代表，作为深重和缺乏个人实现的人们的偶像，作为一种很肤浅的社会信仰，专门用来获取人们眼光和金钱的行为太过寒酸，也太过造作了，他们难道没有正经事情可做吗？比如提倡社会正义，以及号召社会福利，可惜每个时代都有这样的人，足球不行换篮球，篮球不行换棒球，棒球不行换唱歌，唱歌不行换影视，总归是一代代地往下刷，当时凭借好的家境带来的仕途通畅和非常运气的遭遇而风光无限，一代过去以后连名字也留不下来。当春节联欢晚会的镜头对准一个相声演员流着汗的侧脸久久不离开时，想到农田里勤苦的农民，我简直要对这种装模作样的造作恶心到了极端！而有些时代的文人，你们纵容社会的不公义，难道不怕良心会腐烂？
其实他们只是投机倒把成功并破坏了社会物质和精神公正的犯罪分子，每个时代都有罪犯和名人，名人只是投机成功的罪犯。
实际的事务太复杂，有多少业绩，就有相应的侵犯。每一个英雄，每一个作出了业绩的人，都是有着人格上的缺憾的，实际上他们是与世人格格不入的，他们在未成名的时候被人藐视，而等到有了名气的时候又只能被膜拜，世人当然没有问题，他们头脑浑浑噩噩，几乎什么都不做，他们的数量又大，而且似乎诚挚老实，总之从他们的角度思考问题，去考量社会建设是最稳当的，他们唯一不值得信任的是个人的眼光和对事物在发展意义上的评价，这是因为世人受到了社会利益熏染的结果，变得目光短浅（中国传统人文下的人自然是不会有这样短浅的目光的，他们并不受到利益熏染，然而现代的世人在西方文化下都显得非常肤浅），这是需要英雄去作为的地方，要英雄在偏激中在他们当中进行各种眼光力量的分配，可这分配又绝非优化，因为从人本上来看，每个人的眼光来自他们的体质，这体质遵循的是中医的解剖，从实际上来讲是没办法通过西方的各种思想信仰来进行优化的，只能通过各种不同的教化来进行达到发展意义上的力量对比的合适，因此西方认为自己解决了蒙昧，实际上它仍旧是蒙昧的，它认为自己很发达了，实际上并没有人本上的发达，只是力量对比不同了，却根本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这种力量分配的对比甚至连合理都算不上，只是因为表面的发展，这教化才被人称为真理，美国有些哲学家因为对这些东西的怀疑而提出了实用主义的哲学，因为总是有些被人称为真理的东西似乎并不是真理。我也是在分配力量对比方面对英雄感到佩服，他们有偏激地去行为的力量。
但说到底，很多正面的英雄都是内分泌紊乱的家伙，反面的人物除了大多数都是神经病以外，也会是最终真理上的英雄，西方的智力文化使人们认为世界是由正面和反面组成的，这是一种有着神经病症状的教化结果。在我看来，那些反面的英雄大多是不走运才被树立为反面，因为有这些不为人们眼光所困扰的反面人物，我才更能够脱离英雄辈出可是社会却更加退步的困境，认识到那些被常人崇拜和愤恨的眼光所遮盖的真实，要知道，绝大多数受到平民崇拜的人都是从中贪利的低俗的人，中国道学中的人根本是不去主动要求名声和利益的，从出发点本来就可以想到这一切。认识到名气的虚假只是逼近更切实的真理的第一步，历史能够说明这些问题，那些历史上的人物评价即使颠倒过来看，这个历史还是能够讲得通，你爱怎么看，那甚至不是你自己的偏好问题，而是你对教化是排斥还是接受。
我看不上中国上层用的孔家的那套礼的文化，那太麻烦太没有主心骨，重复而唠叨，就像是基督教，根本就是一个环状论证的问题，要拿自己捏造出来的东西作为依据，然后用推理出来的东西去反推出自己的根据，要依靠不断的说教才能站得住脚，道学才是最真实的学问，但是也正是因为它的不唠叨，因为它在隐忍中去探索更切实际的真理，又不以真理为信仰，在懵懂中排除错乱真理而达到生命的高境界，所以才不被情欲混乱重视功利的世人所重视，也正是通过唠叨，才形成了常人的历史观和英雄概念，当然，其中也有生存的本能指使，但是，那是真理吗？
我厌烦社会所谓成功人士言不由衷的晦气行为，我喜欢常人理解为太过平常以至于没有社会行为力的人，也是只有他们才是神经正常的人。自从我在大学里面饿地打算转移自己在这方面的注意力，去偏激发展以有行为能力去改变自己的命运，从而扛起了拯救国学的伟大旗帜，饥饿的样子变得正气十足以后，我就总感觉自己胸腔里面各种器官变得很不和谐。希特勒身上有正气，比其他更多人要有个人魅力去供人学习，这也是一个证明。没有东西供你学习的伟人都是一些人格虚假的人，你从这些成功人士身上学不到原则，要知道，在社会上混，失败就失败在有原则上，有着理想也会是一个很大的包袱，太直白的行为谁不会装呀？装伟人只需要站在讲堂上就可以了，他们没有什么特色，要从这些人身上学习东西，你就只能学习他们投机倒把的能力，或者去羡慕他们的幸运，以及他们殷实的家境，这些却都是不健康的气质。
正气很消耗人的元气，在看到某些不好的社会现象的时候，你需要提起自己的膈，去抽空腹部，郁结心气和肝气，同时顶起自己的肺叶，脖子向后夹起一个夹角，闷着吸入一大口空气。这不同于仰起头很享受的吸入天地之间的清新空气，而是避免吸入他人的气息，用底层的空气将自己的肺充实起来，这完全将虚心实腹的养生秘诀颠倒了过来，就像这样多加锻炼，最终你也会变得正气十足的，而且不要把郁结的气放出来，让它在肺部燃烧，如果释放出来，那叫做气急败坏，是愣头青才做的事情，恐怕英雄大多也有一些愣头青的气质。有了正气以后，人就缺少了柔韧，有些一股劲想寻死的感觉，这种感觉让人多出了许多勇敢，有了类似“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之类的混乱的辩证，也不再麻木，再加上好一些的认知能力，愣头青就逐渐会变成英雄了，做英雄的时间太长，人的心脏就会膨大，在晚上睡觉的时候涨得难受，会岔气和呼吸不均，正气足的人饭量一般不会太少，但是个子不会再高，而是显出精瘦有力的样子，他们目光明朗，肺气足，心理能量消耗很大，所以一般不抽烟，作息好一些以培育能量，可以说是标准的君子模样，剩下的不是标准的君子模样的英雄，最好连瞧都不要瞧他们。孙中山的样子就像是一个英雄，他也有着一股偏执的力量，胖人想要这样做还做不到呢。
人越有行为能力，大多目光就越短浅，平白受人敬仰的认识非常无知的，我羡慕不平常的常任人，他们内分泌平和，每个器官都很平淡的样子，但是似乎每个器官都很鲜嫩多汁，综合状况良好，而不是伟人的那种器官臃肿的堆积。常人是最幸福的人，他们能保留大多数的能量，从而看到很多丰富的幻想，不像伟人看到的那种干巴巴的幻想，常人永远有理想，有着温和的信仰，这该是多么幸福的事情！
我不喜欢享受器官的不和谐，对这个社会其实也不大满意，它总归会是那个差差的样子，争来争去可是从来都没有什么推心置腹的实话，如果可以做物理学家，我才不会急着做什么先驱，用这种变异的方法来解救自己，我常想，肤浅无知的科学家是最幸福的生物，他们可以指点天下，最起码他们有那种狂妄的感觉。或许常人能看到我现在的发展，比如多学习了一些哲学，并且写了一本小说，但是这些都不是根本的东西，都不是理想的体现，在我因饥饿而创业的这段时间，我感觉自己越是失败，自己就离成功越近一步，离成功越近一步，我就感觉自己离开自己的理想越远。以前你最起码可以想象。人人都有自己的真理，那里有着阴阳的调和，有着通过理到达的道，有着幸福和快乐，远离心中那些永恒的理念，这些幸福便不适合你了，你已经不属于人的概念，不属于卢梭心目中的人，只会是一个社会生物。
现在，我的狂妄是自己生生制造出来的，这狂妄退落之后只剩下了看到这个世界的情境后的悲伤，或许我在这种自我幸福的毁灭中能为社会做点什么，但是我总是有些不情愿，我不想恨社会，在爱和恨中被迫着一步步向前走，我想找回的东西，我怕我再也找不到了，而且我知道，无论我怎样做，我的任何行为都不会值得上任何喝彩。
其他人都是怎么样找到自己心灵的出路的？自我惩罚是中世纪欧洲人的做法，恣意狂欢是美国人的做法，无所事事的忙碌是现代社会中层人的做法，犯罪是底层愣头小青年的做法，选择利用社会，进行名利的追逐，却是心灵的堕落，选择逃避，选择被社会利用，选择用自己的身躯去填塞不义社会贫瘠的角落，是对自己生命的损伤。
现在返回来继续谈叮当男，他用来拉废品的车是一个很普通的平板三轮车，只是在底部装了一个摩托车发动机，很长的时间里我看见三轮车的前面车筐里有一个黑色的公文包似的东西，以为那是叮当男用来放钱的包，后来在他修理输油管的时候才发现那是一个盛放汽油的小铁皮箱子，我问叮当男为什么不用电动车，那样不用汽油会有多节省，他说电动车没有力气，拉不动货物，而且半路上没有电了不就哑巴了，我想他说的很在理。
三轮车平板的后面的下面是一个很大的塑料箱子，里面盛放收废品收上来的好东西，大多是要拿回家自己用的东西。三轮车平板是叮当男自己用五合板装的，上面还用几个自行车的橡胶内胎套住了几个容易碰撞的边角，平板前面的一个内胎下面卷着他那杆古老的杆秤。我问他套几个自行车内胎是用来做什么的，看样子内胎不能起到固定的作用，那本来就是一大块五合板，他说是习惯了，我想了想，这大概是为了防止冲击和振动，保护五合板不被磨损和震坏，大概是他叔叔这么教他装车的，我看见他叔叔的那家三轮车就是这个样子。
我记得有一天一个浅绿色的小汽车停到了马路对面，从车上下来一个中年男人，他想这边走边勾着一个手指招呼叮当男：“喂，过来！”
叮当男就走了过去，他们在那边探讨了老半天，中年男人给叮当男解释着什么东西，然后又拿出100块钱塞到了叮当男手里面，随后又有返回到了车里，和一个衣着时髦的妇女说着话，把车慢慢开走了，叮当男骑上三轮车紧随其后。
然后有很多业主到西门找叮当男收废品，我只好让他们等着，然后拿出笔来，几下业主们的房间号，等叮当男回来了让他找上门去收废品，这样一直过了三个多小时，叮当男才回来。
我问他：“你干什么去了？”
“我操！”叮当男说，“那男的让我去背一个老头儿下楼，好像是下楼把腿给摔断了，说是三楼，不高，背下楼就给我一百块钱，放到车里把老头送到医院里面。可到了那里一看，那老头脏的要命，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病，而且我在那里一直嚷着疼，不能碰，我就说算了，咱不缺这一百块钱，要是真的出了什么岔子，麻烦可就大了，你说是吧哥？”
“还有这样的事情呀？那老头是不是那个男人的老爸？”
“不清楚，看样子估计是吧。”
这次得让我再鄙视一次北京人，不必说他们处在北京高阶层的宝座上，对底层的人毫无仁慈，几乎一个心思的要把外省的务工人员用到报废，单凭劳动划分，我就认为北京人完全可能会把断腿的老爸扔在家里的沙发上不肯背下来，而且出门开着车到处溜达，找能帮助自己背老爸的人。或许说“北京人”这个样子概括的有点大，那我就说北京富人吧，我还没见过哪个财大气粗的北京人是个有着正常人的那一点点好心的人。其实北京土著也有不富有的，北京的强制拆迁不就是拆的土著人的旧房子嘛。我和一个北京的女土著聊天，她告诉我亦庄是个外商的工业基地，亦庄还有很多破房子，不是每个地方都是像这两个小区一样房子是两万块钱一平米。北京物价高，养孩子困难，很多定居在北京的人其实是外省的富人。
这些信息也已经够乱了，这些话给出的信息让我很迷茫，我到现在仍旧没有看出北京的人口组成到底呈现一个什么样的态势，但是人口组成却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它代表了很大一部分人文背景，还有经济制度背景，它涉及到了经济结构划分，也预示着产业的一些发展方向。可是在北京只呆这么些天，我对北京的评价没有办法把这些情况都顾及到，其实北京就是个蛋，只有学习盘古大哥，在里面多闷上一阵子，才能分出里面的蛋清和蛋黄，才能理出它的蛋白纤维骨架。
北京的人自然只能生一胎，除了过来定居的人格低劣的富人以外，每代当中必定要有很多优秀的外省人口来填充北京的空缺，其中典型的优秀男人，比如我，还有典型的优秀女人，比如来北京时在火车上看到的那个河南美女，都要过来大力提升北京的素养，构成北京对外吹嘘的资本。我想这样下去北京就再也没有纯种北京人了，以至于逐渐没有北京人了。也正是外省人口的到来丰富和改善了北京的文化。北京在清朝已经算是没落了，经过了短命的民国，共产党又选择了北京作为首都，除了离苏联近一点，以及依靠东北的重工业基地，我看不出它有什么作为首都的优势，天气寒冷鱼龙混杂大漠孤烟直，只有清朝那帮贵族才喜欢这样寒冷的地方，王气早应该向中原方向移了。
也不知道这些新来的人口在北京都扮演了什么角色，我来北京做了保安，希望那个河南美女不是要去给人当二奶，因为我喜欢她，真的，我爱她，当时她在火车上还颇为怀疑的问：“不会吧？首都的人民素质应该不会那么低的。”我想她还是太单纯了，看不到北京奢华的表面掩盖的那个罪恶而又肮脏的心，外来的底层人口难以立身，人们即使受苦，也分析不清自己来北京为什么会受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