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你们这样的额情况在河南严重吗？河南农民工多，是不是大多数地就没有人种了？”
“没听说过，不过荒废的地还真不少，电视机里不是说现在河南不是实行产业管理了吗？很多地都被承包商承包了，反正我家的地是不让承包商承包。”
河南确实鼓吹过实行大型集体化的种植，我不知道把农民赶出自己的土地是不是有什么政策帮助，不过问题肯定出在政策上。
“你们为什么不在家种地呀？那样好歹有个依靠，种上粮食有饭吃，到处跑来跑去有什么好的呀，尤其来北京这种地方，这样生活多没有保障，呃……我觉得农民还是生活在自己的家乡的人际圈子里比较好，好歹是在家里，大城市还需要文凭才对呢。”
“你说的倒是轻松，”他瞧瞧我，“现在种地哪里还能赚上钱呀，你吃饭你连油都买不起！而且像咱们这代谁还想着种地呀！”
想想确实这样，以前人们能搞副业，可是“经济现代化”以后，人们只种地是顾不上自己吃饭的，而且政策压制民资，农村没有像样的企业，人们在家乡连工作的机会也没有了。不过不想种地似乎只是个结果而不是一个原因，我想问种地怎么就不能赚钱了？中国自古以农业为基础，但是依靠种地，就能种出汉唐盛世，宋朝再加上民间资本的大力发展，中国以农业为基础的生产占到了世界生产总值的80%，种地怎么就不能赚钱了？看看那时候的小说，普通农民进城赶集，到了饭店从来都是“来二斤熟牛肉一碗酒”（我不知道那时候的重量单位和现在是怎么换算的），那消费水平是现在普通农户能够承受的吗？以前政府想要开拓市场，非要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加入到市场，加入到大生产里面”，搞起了非产业化的区域一体化种植，增大了产物不融通的，浪费了交通费用还不说，还浪费了土地，造成了劳动力的拥挤，从此产生了农业市场的“市场盲目性”，今年猪肉价格高了，看吧，明年猪肉价格一准走低，中国产业又大力压制了信息的流通，控制了交通方面的产业融通，限制了产业的发展，只把实在堵不住的地方称为“中国产业的发展”和“社会主义优越性”，弄成了再明显不过却不得控制的“市场盲目性”，“解放出来的”多余劳动力都要去做社会主义的劳工，否则只能做无业的贫困者，农民是加入了经济网，可却只是成为了经济下层被剥削的巨大基础，这是“解放了市场”，让社会产业资本空空升起了一层，变的胡作非为，可还不是依靠抓来并奴役了人民才达到的？GDP是在发展，可那是悬在人民头上的一把双刃剑，GDP发展了，人民十分劳碌并且有一点饭吃，GDP不发展，人民生活轻松但是没饭吃。通过经济网，产业压制，税收和金融卖国，让人们使用着不定翻了多少倍的油盐酱醋和农业用品农业用具，让祖宗几千年的农业立家变得没有了一丝可行性。古人讲三十而立，那年，你立了吗？（这句模仿广告词）
在我很小的时候，家乡每一家都有一个菜园子，我夏天能吃到新鲜蔬菜，比如黄瓜西红柿青椒和茄子等等，秋天能吃到红薯和大豆，冬天能吃到白菜萝卜和豆腐，穿上自家弹扎的厚棉衣，春天也能吃到腌萝卜腌白菜和菠菜，而且家里面有猪圈，一年养两头猪，卖一头以后剩下的一头放到坛子里加上盐做成腊肉够人吃一年了，农村里面各种农业产品的交换非常繁荣，自己家没有种的东西除了从邻居和亲戚家拿，还可以简单的换到，比如秋天的苹果，夏天的西瓜。这些是经历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和*以后好不容易换来的，好不容易要等来的盛世却又被市场给阉割了，到了现在，过年我不仅吃不上肉，说实话，我家穷的连新鲜白菜都吃不上了，很多时候只能吃咸菜，很少的时候就是没有菜吃，谁知道当初政府怎么通过“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把农民给整服了的，让家乡的人们只种麦子和玉米，“先富带动后富”，于是真的有了一个“后富”阶层，农民这一下水就永远在水里面了。你都没办法说这个政府了，他们说人口多，人口就真的多了起来，他们说市场有盲目性，市场真就盲目了，说农业人口素质低，农村犯罪率就突升，说80后没有教养，80后真的好像就没有教养了，说中国人有劣根性，中国人真的就有了劣根性，它拿出左派右派来混淆人们的视听，又拿出《资本论》来剥削人民，把整个中国搞的颠三倒四乌烟瘴气，科技是它乐意发展的吗？看看中国的山寨，用几百块钱价格造出外国几千块钱价格的科技产品功能，这才是中国发展的主动力！是追求自由的人民头破血流地挤出了发展！
在我问叮当男河南传统的文化的时候，他表现的对河南是中国文化中心的情况一无所知，不过倒是给我讲了讲他算卦的事情。
我问他：“算卦可不是简单的事情，你们那里算卦能算得准吗？”
“那可不一定，有的人算得准，有的人算得不准，有一个妇女给我算过卦，她连我爷爷的名字都给算出来了，你说准不准？”
“有这么神奇呀？”我对《易经》很好奇，也写过一篇最初接触《易经》的感悟，不论怎样，人都是有着命相的，潜力是一个人最根本的生存基础，不过潜力大多是人天生的东西，这些东西伴随着人的灵魂和体质，即使外界变化，这个潜力总是很难变化的，或许根据这些东西能够预料到很多现实中的处境，在高三的高原体验中，我的心中就有这种神秘的预言的感觉，预言是对主体的一种洞察，表现出一些很真实的幻觉，比顿悟更加真实，有哲学家称顿悟是知识的来源，而洞察主体的预言是更系统的知识的来源。现在听叮当男说自己算卦，我自然非常好奇，不过听到他说的话，我只是吃惊的笑，“她是不是本来就知道你家的情况？”
“之前根本就没有见过，人家又不收我钱，骗我做什么呀！你想想着多厉害，连名字都算出来了，一字不差！”
我想想可能有这样的情况，我比较喜欢厉害而且知名的象数学家经学家或中医说的话和讲的课，他们在理论方面可谓精湛，任何一个有修养的象数学家经学家和中医和都能说出超出哲学限制的劲道的道理，就是道学之理，他们说出的话大多都是深妙易懂给人启发，但是中国还有很多更为深妙的人和他们的知识方法，他们并不知名，说的话不容易懂，或者还需要仔细研究，但是无论是算卦还是治病，他们用的方法都十分独到而且效果出奇，有时候他们掌握的是正统方法之外的新的系统，好比正经之外的奇经八脉，只可惜共产主义的到来因抢夺人心的需要，净是弄些*之类的运动，把这些古老的文化信仰全都给颠覆了。秦汉改制也没有如此深的伤害到了平民内部的传统文化吧。到现在这些文化还背着“迷信”的审判书不得上告，实在是让人感觉神伤。
不知道读者有没有注意上学的时候那些脑子反应快计算能力好的人，他们是考试分数很高的一群人，但是在理论上其实并没有什么开拓力，因为毕竟让分数把想象力给占用了，近代史和语文能够考出好成绩，就证明他们几乎是晕着的，中国的乡野异士也有这样的表现，他们能承接和开创中国文化，但是在理论上不一定能讲得出来，这是一种要依靠慧力的潜意识文化，如果能把这些人从深山老林里挖出来，能为中国文化保留下不少新内容。
叮当男又告诉我：“算卦的说我09年五六月有危险，得多注意，那时候我四处小心，把三轮车上的发动机都摘下来了，不敢走北边的大马路，生怕被车撞了。”
我觉得好笑：“是吗？这么小心，你那车也算是一个机动车辆呢，哎，后来有事吗？”
“没事了，好不容易才熬下来的，人家还说我在13年会走大运。”
我把这件事情好好琢磨了一下，感觉叮当男说的话实在是太不连贯了，从理论上我又问不出一个所以然，就又好奇地追问：“那算卦的人有没有具体告诉你是怎么发财的？比如收废品收上来一盒钻石？”
“没有，人家说我会走好运，没说要发财！”
我又仔细去想，叮当男只是说算卦的结果，一点推理方法都不告诉我，这实在是凌乱的让我有些难受，待我回过神，想要补问一句是不是贵人相助，他已经跟业主去小区里卖弄收废品了。
算卦里面很有名的一句话就是“贵人相助”，那我为什么要问这句呢？这还不是为了我自己！说不定我就是那个贵人呐！叮当男在13年因为我而被相助，这就说明在13年之前我已经先挽救了自己，变得生活有自理能力了，瞧，这生活上的不得志已经把我的思想逼成了什么样子。为此当时我还暗暗下决心，小说里一定要写到叮当男，还要狠狠夸他，这样先有人救助了我，在有人因为我而去相助他，事情自然就非常顺利了。我自己是不会去相助他的，我没那个本事，但乐于通过小说来占到那副卦的便宜，这里暗暗把他的坐标透露出来，希望他13年还在那里。至于其中的逻辑，还是读者自己去整理吧。
这么一说，把我的希望也透露了出来，如果这本小说能给我带来一些钱，或者最好带来一些名气，让我获得重新走进学校学习的机会就好了，除了世袭的家底外，对我这种贫穷到一无是处的人来说，名气是最厚实物质保障，它比一张文凭还要有用的多。我的学习需要有一个宽松的经济和制度环境，而我的贫困和长久以来的失落让我只有寄希望于一旦成名，我追求着一夜暴富的梦想，只有这样才能给我一个和常人相同的起点，我不是一个普通人，我比普通人的起点低了太多，这只能让我随便抓住一些可以看见的近的东西，尽管这些东西看起来很奇怪，但我能怎么办呢？没钱可抓，我就要抓名气，这很无奈，但我实在没有办法，有人说我的大多想法都很荒诞，但是在如今的中国像我这种一无所有的人要依靠努力工作得到翻身和一夜暴富得到翻身之间做出选择，只有后者才是最切实际的打算，待书写到最后，恐怕您也就会同意我的荒诞。
人都是被逼出来的，有多少没本事的人抓住了犯罪这条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