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醒了。大脑似乎开始重新运转，记忆力不行，可思维却越来越活跃。
我要搞清倒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自己怎么会受伤的，伤在哪儿，伤势如何，为什么？
我力求回忆，想弄清楚倒底发生了什么事。可自己的脑海里就是一片空白，除了五月四日以前的记忆外，好象什么也没有发生过，确如睡了一觉，对近半个月来所发生的一切毫无所知。这一觉也睡得太长了，足足睡了两个礼拜。算来两个礼拜的时间几乎就是半个月，有三百多个小时呢！从深圳睡到上海，两进两出两个医院，上天落地，自己全无所知飘飘然，犹如云游仙境，对人间世事一无所知，连伤痛都不认账，似乎真有天上一日人间千年之感。
在亲友同事的眼中看来，我身受的伤简直惨不忍睹，随时准备为我料理后事。作为当事人，最大的痛苦在我自己身上，可我已经麻木了，肉体有条件反射在挣扎，可自己精神意识全无，什么也不知道，也没有痛苦可言。真如云游仙境的神仙一样，不知不觉，十几天过去了，真是天上一刻，人间几何？
老婆这段时间是公假，我公司同她单位系，经组织协商，让她在家为我护理。我属因公受伤嘛！公司承担护理费用，有她在家照应还可少派一个护理人员，一举两得。
她在我昏睡的时候做家务，其他时间就陪在我身边。当我感到有一点精神的时候，就要问她怎么回事。她见我真的稀里糊涂，只能就她所知，陆陆续续，一遍遍地给我讲这段时间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故事：
五月四日清晨，我从蛇口乘中巴到深圳去。这辆中巴上有劫匪，在途中打劫。有人说我为保护公家财产，有人说我要钱不要命，从中巴上跳车逃跑反正，我从中巴上摔倒在地受了伤，昏迷不醒，人就趴倒在香密湖附近的深南大道上，头部淌血，眼睛，耳朵，嘴巴都出血，七窍之中除右耳没血外，其他六窍都是血。人已经昏死过去，血肉模糊地趴倒在行车道上，影响了交通，还是刚上班的交通警察发现行车道上躺着个血人，以为我是过路行人被车撞倒的，且单身一人又昏迷不醒。交警以为我是交通意外事故的受伤者，便叫车把我送到附近的红十字医院去抢救。
我自己昏迷不醒，又是单身一人，医院里弄不清我的身分，还好我随身带的小包里有本名簿，医院里只好一张张名片试打电话寻找线索，其中有一只电话打到海润，名片是小许的，他接到电话莫明其妙，搞了半天才知道要到医院里辩认我的身分。
小许只知道我一早去了深圳，怎么也想不到我会遇上打劫受伤躺在红十字医院，更没想到伤员是我。他马上开车赶到医院，一看到我，先是不相信，后是不敢认。当时我的头肿得变了形，脸是根本认不出来是谁了。他和小李左看右看还不敢认，最后从我的衣着和随身物品上辩别才敢确认是我。
与此同时，欣达公司一帮人还在深圳等我饮早茶，等了半天我还不到，也打电话到海润办公室来问。他们只知道我已从蛇口出来了，可二小时已过怎么还不到？
小许知道我受伤后就忙得不可开交，先教医院里抢救，派人看护，再马上向上海公司汇报。公司立即电话通知家属，我老婆就在上班时接到了我公司的电话。
与此同时，深圳公安局接到深南路有中巴打劫的报案，并称车上有个乘客在香密湖被摔下车去。刑警顺着深南路而行，到香密湖看到现场血迹还在。找来交警，交警称有意外交通事故，伤者已送红十字医院。刑警在现场采了血样，又到红十字医院验证，证实血型相符，由此断定我不是交通意外受伤的，而是那辆遇劫车上的被害者。
经医院日夜抢救，我总算脱离了危险期。此时，我老婆总算把上海家务和上中学的孩子吃饭问题落实下来，办好机票和特区通行证，赶到深圳红十字医院，在医院里陪了我一个礼拜，待我病情稳定下来，征得院方同意，把我拉回上海。
我就这样在稀里糊涂地被拉到了上海，救护车在飞机场直进直出，从深圳红十字医院拉到了上海仁济医院。到了仁济医院，我还没有苏醒过来。因右腿粉碎性骨折，医院里给我再做牵引，在我右脚腕钻二个洞，穿了钢针把我吊在床上任我折腾。
据老婆说，我在医院乱叫乱滚乱骂乱闹，医院还没作全面检查，还没有拿出治疗方案，搞得她没有办法，无计可施，看我实在难受，只好把我当作死马，来个死马当作活马医，看医生护士不在时，瞒过他们，自说自话地把在飞机上遇见的陈教授给我备用一试的自制中药灌入我口中，悄悄地让我服下去。
据她说，奇迹很快出现了：我很快就不吵闹，安静下来了。她摸着我刚才还一碰就叫的右胸部，问我：还疼吗？我没叫，摇头说不疼。她感到奇怪，又用她的手指在我右眼前比划，用手蒙住我的左眼，让我用右眼分辩手指数数，一，二，三我都说对了。她更奇怪了，刚才医生检查时这右眼还毫无反应，结论是右眼对光反应消失，这一下子叫我数手指数数倒都说对了。她感到有希望，见我安静许多，等我入睡后，她赶回家已近半夜了，马上给陈教授打电话，把我服药后的反应告诉他。陈教授也很高兴，说很好，看来我们有缘，约定第二天以家属身分到仁济医院来看我。
隔日他到医院病房里来过，我根本不知道，连我自己怎么进仁济医院，后来又怎么回家的自己也不知道。反正，陈教授到医院见过我后，对我老婆说，他能治我的伤，但是在医院里他不能插手，要他治，我必需出院回家。他同我老婆把利害关系摊开，明说了他自己的看法：上海的医疗条件一流，比深圳强多了，而他自己并不是专业医生，要我老婆慎重考虑。老婆看我已到如此地步，仁济医院也无计可施，而她的性格本来就是魄力大，于是果断决定让我出院回家，由陈教授来治。她与我的几位同事商量后，跑到公司直接找我公司的总经理要求让我出院，明确表示后果由家属自己承担。公司老总也没办法，同意家属要求，让我出院。
就这样，我刚办了住院手续就出院，在仁济医院住了两天，全面检查还没完，也没作任何治疗就稀里糊涂地被抬回家了。人家还以为我不肯死在医院里，回家等死呐
这些故事是发生在我身上的吗？
我自己也听得口瞪目呆。不去管它，我反正象在听故事，急于想知道下文如何。
这时，老婆要我歇一息，真象说书先生讲到关键时刻来个急刹车，折扇一收，大喝一声：“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上海话叫“卖关子”，弄得我心里痒痒的。她说，陈教授来给我治疗时间快到了，让我休息一会儿，她也要作些准备，就顾自做家务去了。
我自己躺在床上，眼睛是闭上了，可脑子里实在捉不到一丁点儿陈教授的影子，连自己怎么回家的印象也没有。
听老婆说，大家把我从医院里抬回家后，陈教授就给我治疗，让我喝药，要我从床上坐起来，再坐道床沿，把双腿放下，着地，站起来我真的站立起来了。
奇怪，我自己怎么没有印象呢？
“怪事还有呐！”老婆说，我当天晚上还给香港打电话，做了两笔外汇交易。
我开始也不相信，问她：“我说什么话？”
她说：“我听不懂，象是广东话。”
是的，我给香港银行打电话做交易是用广东话的，看来她不象在骗我。她见我好象不相信似的，还拿出我做交易记录的本子给我看，说：“你讲叫我记下来，帐也是你自己算的。”
这下我真的担心了，怕自己稀里糊涂地做电话交易，一旦说错话，算错帐，做反了岂不亏了。我拿着本子看记录，是她写的，叫她拿计算器来算，结果帐是对的，没有错。我放心了，但怎么自己就没有记忆呢？我自己也感到奇怪。外汇电话交易要报自己的帐号，密码，要讯价，决定卖入还是抛出，建仓还是平仓，是揸还是沽，确认价位和数量这些一点都不能含糊，更不能有错，与香港通话还得用广东话说，我还就只学会了那几句半生不熟的广东话。当时因伤及口腔，我的舌根还是硬梆梆的，在家里连上海话都说不清楚，在国际长途电话中说那种硬梆梆的广东话，还是大舌头话，香港人能听懂吗？想到这里，我真有些后怕，再打个电话去香港银行查帐，经核实无误后，这才安心下来。
这事我越想越怪，越想越怕。直到现在自己还没想通，还难以解释，真是不可思议。可这一切都发生了，而且话也没错，交易成功，帐也相符。真是怪事！
我正在胡思乱想中，陈教授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