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让我老老实实永远种田，我就老老实实回到生产队种田去了。
生产队安排我和卢湾区下放的一位插兄老胡一起，负责上海知青的生活安排。因为第一年匆忙接受大批知识青年时，是临时安排的，连个青年食堂也没有。我们一个三四十户人家的小村庄，一下子接收安排四五十个上海知青，哪来得及盖房子？
于是，第二年在老乡的帮助下，发动青年大家一起备料，和泥，造房子，盖了一个大食堂。在食堂后面荒地上开辟了一片菜园子，平时我们二个就管食堂，养猪，养鸡，种菜园子。
从垦荒，春播，夏锄到秋收，冬藏，一年四季忙得很，又苦又累，躺到炕上就睡。睁开眼就出工，卖苦力。可也有享受的乐趣，特别是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时，真的幸福，满足。当年，我们的生活就大有改善，夏天蔬菜一茬接一茬，秋天鸡，蛋，肉等荤菜想吃就吃，杀鸡，宰猪随便抓来就是，青年食堂的伙食也立马改善了，与上年简直不能比。白面馒头随便吃，比城市户口吃商品粮的自在。白面在城里算是细粮，是限量供应的，当时连北京人一年吃不上几顿饺子，可我们现在是农民了，自己种自己吃，比吃商品粮还好。我们冬天包了饺子吃不完，就把饺子装在麻袋里，然后把整麻袋的饺子往屋顶上一扔。因为冬天室外冰天雪地，饺子撂在雪堆里，一个冬天都坏不了。我们有天然冰柜，想吃就拿，现成的。
当地老乡还有一个习惯，一家杀猪，全村吃肉。谁家今天杀了猪，左邻右舍少不了吃肉。那时，东北农村吃肉就要肥肉，不象上海还把肉分门别类，什么肋条，夹心，大排，小排的。那时老乡杀猪往往把猪头，猪脚剁掉不要。老胡看着这么好的猪头，猪耳，还有蹄膀，猪爪子白扔了，多可惜。尽管他再三劝说解释，说这些都是好东西，能吃，劝大家别仍。可老乡说：“哪有人不吃肉，吃这玩意儿？”有的还笑话老胡：“你要的话，以后我们宰猪就把猪头，猪脚都给你。”此后，凡老乡家杀猪，真的就把猪头猪脚给老胡送来。时间一长，老胡和我二个人吃不了那么多，老胡就烧了一大锅盐水，腾出一只大水缸放盐水，把剩余的猪头，猪腿，猪爪子一股脑儿往盐水缸里扔进去。有一段时间，我们二个几乎每天晚上喝酒，吃肉。老乡来了就一起吃，他们尝过以后发现猪头肉，猪耳朵，脚爪子，蹄膀比猪肉还好吃。他们说上海人会吃，从此以后老乡也吃猪头，猪腿了。
我们自己还学会了磨豆腐，做豆浆。东北大豆有的是，马料都有炒黄豆。只要自己做，豆浆随便喝，豆腐随便吃。我们队里一个老乡，等生产队把大田里的豆子收割完后，去捡拉在地里路边的豆荚，回家打场，一个秋天，光捡来的大豆就打了八麻袋，上千斤豆子——全是正宗的东北大豆。为此，大队还准备开批判会把他作为一个典型，批判他挖社会主义墙脚，后来被老娘们吵吵一通，才不了了之。不检白不检，扔在地里也瞎了。队长书记为此也征求我们下放干部的意见，我们就顺势推给老娘们，说她们吵吵你批判会怎么开？最后算是没有开批判会。当时谁敢戴挖社会主义墙角的大帽子。
下放生活真的丰富多彩，我们当农民比老乡轻快。因为我们下放干部工资照发，种地又不要交公粮。老乡和知青劳动记工分，靠年终分红才有几个钱。我们队的收入低，一天的工分值只有两毛一分钱，等于一个月的收入只有六七元钱。累死累活，一年挣不到一百元。如此一想，我们该知足了，一切烦恼统统可以抛到脑后。
过了一年，公社好像又想起我了，通知我到公社去一次。我到公社去了才知道，上面要让我带一个连的上海青年到县里去参加修筑战备公路。
我们这代人就是听党的话，真的象革命歌曲里唱的：哪里需要，到那里去。公社叫我去修路，其实当时我也上面到底是谁，反正是组织决定，当然没有二话。到公社领受任务后，我就带了几个青年骨干，作为先遣队就先出发，为我连后续的一百来个知识青年队伍上山打前站。
到了山上，修路指挥部划定了我连负责修筑的路段。那是一条穿越小兴安岭的盘山公路，两边是林子，中间一条土路。我们要按当时的四级公路的标准，修筑一条两车通行的沙石路。
任务明确以后，我就到现场观察地形，先要找水源，准备安营扎寨，以便安顿后续大部队的吃住。周围荒山一片，我找到一条小溪，水流清彻见底，喝一口，冰凉可口，水质不错。就这儿了，环顾四周，不远处正好有一块还算比较平坦的荒地，还就在我们负责的工段边上，是块安营扎寨好地方。
我把先遣队的几个小青年叫来，发给一人一把斧子，让他们上山砍桦树，去枝，把树干堆在一起，回来支帐篷，搭铺。当晚，帐篷就拉上了油布，铺也是桦树干和树枝搭的，铺上干草，我躺下试试，还可以。就招呼小青年打开被褥，啃干粮，睡觉。可没想到，一个多星期后，铺下的草长高了，有几根蒿子顶到小青年被窝缝里来了。我只好钻到铺下，把蒿子连根拔了。
第二天一早，我到四周找了几块比较方正的石块，搭了个灶，放上铁锅，还行。我再挑了两个空水桶，到小溪打了一挑水，回来已经有个小青年起“床”了。我叫他洗脸刷牙，去烧火。等大伙儿起床时，水已经开了。我叫炊事员准备面板，和面，做饭，争取当天开伙。
只一天，我们先遣队就把大部队的吃住后勤解决了。队伍上来，我们就可以干了。
修路开始了。
这条路还算是条路——自然的路，至少不要开山辟路。平时勉强可以通车，汽车，马车可以走，就是春天化雪时麻烦，经常会翻浆泫车，路面坑坑洼洼的。冬天大雪封山，走爬犁倒挺滑溜，可危险。
我按指挥部的要求，先到路边划了路宽，树了标杆。原来的路大部分不够宽，要填石筑路基。指挥部已经把石料堆在路边，三五十米一堆。
我带着青年，一人发一把石锤，等马车把石块卸下以后，抡起石锤就砸。我砸石头的水平还可以，砸石块跟劈板子差不多，只要看准石板、石块的纹路，顺势一锤下去石块就开了。我越干越欢，不多会儿，歇口气的时候，发现手掌心起了水泡。没事，拿箭指甲的指甲钳，剪破水泡再干。到中午休息，吃饭时再一看，早上的水泡没了，可这水泡外面又有了新的水泡。乘休息时，把这第二层水泡挑破，挤干，一会儿又没事儿了。下午再干，到收工时，掌心又出了第三层水泡。一天之内，手掌心干出三层水泡，这在我还是第一次遇到。不过也没事，挑破就好了。
头几天，我连进度不错。可三天后，小青年的热劲过去了。出工不出力，磨洋工，请病假，闹工伤花样越来越多。我看不行，自己带头蛮干不是办法。我就到工地上实地度量，把路宽，边沟，路基，和我连承担的路段的工程总量算了一下，只要一人一天干三米就行。
第二天，我就宣布：一人一天三米任务，要保质保量。谁干完了，让我验收。现场验收通过，就算一天任务完成，可以回去休息。
小青年反应很快，马上有人就问：“到县城去行吗？”
我说：“前提是保质保量完成任务，到县城去不去我不管。但去了不许闯祸，不许留夜，回来吃晚饭。”
东北初夏，天亮得早。夏至，早晨四点钟天就亮了。
从我宣布完成任务可以休息的消息以后，第二天一早，还没到上工时间，太阳已经升上来了。我一个人，先到工地去转转。刚到工地，就有一个小青年光着膀子，满头是汗，拉我去验收。我一看，还有二个小青年光着膀子在修边沟。我想，这俩小子今天怎么起这么早？
我先到这个小青年干的一段去看看，看来看去，干得漂亮，超额，整齐，结实。我认帐，验收合格。小青年一下跳起来欢呼：“哈，我可以看电影去了！”原来这小子要到城里看电影去。
不一会儿，那二个也干完了，让我验收，也一次通过。
没想到，这几个小子开工前就把一天的活干完了，而且质量很好，比平时盯屁股逼出来的活漂亮多了，根本无须返工补课。我问他们啥时干的？他们回答说，天一亮就来干了，还说起早干活凉快。我想这倒也是，四点钟天亮，干到七八点也有三四个小时了，差不多。我追问一句：“有没有作弊？”他们一下急眼了，要发誓。我说：“好好，相信你们，今天验收通过。”
这时，上工的哨子才吹起来。大伙儿出工时，这三个小青年已经换了一身整洁的衣服，嘴里还啃着馒头，在路旁，边吃早饭边等顺风车。一会儿，他们拦到一辆卡车，爬上车厢，热烈欢呼，高高兴兴上县城去了。
这一招真灵，后来我就省事多了，这真叫“多快好省”。
这事很快在知识青年中传开了，他们叫好，可领导上就难办了。参加修路其它连队反映到指挥部，指挥部有支持、反对和不管的几种不同意见。后来还专门派了技术员到我连工地，重点检查施工质量，没发现什么问题，指挥部就不干预了。至于其他连队怎么说、怎么干，我不管，也管不着。
小青年大白天到县城去玩，一时闹得县城里也沸沸扬扬，让我提心吊胆，怕出问题。我就对进城的口子收紧了点，一要请假，二要理由正当，三是不要乱说，不许惹祸，惹事生非者回来算账，以后取消进城资格。其它还有按时归队，不许喝酒等要求。小青年和我关系挺好，也为我们大家争气，总算没出大的问题。
对我的这种做法，已经有破坏之类的议论，我怕再引起路线之争。万一被上面再抓个典型，我可吃不了兜着走。总算还好，修路不过是临时任务，干完了，人就散了。没人来搞路线斗争，平安收兵，顺利完成任务，上上大吉。我的一颗心放下了，当时就是：“不做不错，多做多错”的环境，我再也不敢说“社会就是这样”之类的话了。因为，我已经知道“不说不错”，比“不做不错”更重要。
现在反过头来思考，其实这不就是承包吗？我在1972年上山修路时，不就悄悄地干了，当时还有点心虚或没把握的感觉。那时只有精神鼓励，没有物质刺激。我啥也没有，干完了就走，赢得了时间，大家都赢得了时间。我为工程赢得了时间（进度），小青年为自己赢得了时间，他可以去娱乐，会友，休息。要不，磨洋工，别说八小时出不了活，十八小时也白搭。出工不出力，磨洋工，混日子，摆样子，谁能治？没治！只有当事人自己有数，爱咋的咋的。这就是自觉，要靠自觉性。自觉性哪儿来？是自发的，内在的动力驱动，一靠觉悟，二要精神。外力驱动不过是辅助药，最多也就是催化剂。这辅助的外力，无非是精神激励和物质刺激。可当时只讲精神，没有物质。我搞的时间激励，不知算精神还算物质？直到现在，我自己还没搞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