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孙是我们工读班的同学，*中的战友，公司革委会宣传组成员。我到黑龙江去以后，把他视为自己到东北后与公司保持联系的联络人。所以，我到东北后，给他写过几封信。其中有一封信落到了军宣队代表手中，被军代表小郝发现了有重大现行问题。这封信，就成了整我的铁证，把柄。
据小孙事后说，他收到我的信后，曾把我的信拿到革委会王主任那里，给他看，动机无非是讨好领导，表示我给他写信。尽管公司里许多人都说，是小孙把我出卖了，并且从此就看不起他。可我至今依然相信，他向领导出示我的信，无非想向领导表功，并无陷害我的意思。
因为我自信：我的信绝无消极负面的内容，当时如此，现在看也如此。通观全文，完全可以看出，我对生活的积极，乐观和幽默，即使到艰苦的边疆也是乐观的。我相信正因为此，小孙才会主动拿给公司主要领导去看，他本意是想邀功。王主任看了我的信后，起初还是肯定的，回到他的办公室后顺便与军宣队代表讲了，算是领导通气吧，当时推行工（宣队）、军（宣队）、革（革命委员会）联合办公。军代表听说后，要王主任把信给他，说要拿去看看。军代表一看，这就看出问题来了，而且是政治上原则性的大问题。
在我的信中，有一段问起自己在公司时的小兄弟的情况，劝自己这一派的这位小兄弟不要消沉，其中说了“我也不愿为现成左派效力”和“但社会就是这样组成的，有什么办法呢？”之类的话语。
这话错吗？我一直不认账：社会上有左中右，是毛主席说的。可我说就不行？战斗队开小会斗，大会批，发动公司上下批判会口诛笔伐，上纲上线，说我是没落文人，代表了失败阶级的阴暗心理，发泄对社会的不满，恶毒攻击左派，矛头指向九大`，否定*的胜利成果
这么一来，问题就大了，军代表定性为现行问题。
于是，战斗逐步升级：帮促升为批斗，学习班变战斗队。每天叫我在秘书科门口摆测字摊，写交待材料，写检查。不就是那封信吗，反正信在你们手中，我交待也只能说个大概，写也反反复复就这么几句。检查写来写去也就是那么几条，我写着烦，他们看着也烦。一开始，还不许我抽烟。后来，我趴在桌上打瞌睡都没有人来管我了。
当时的外贸大楼还是原来怡和大楼的建筑，上下一共五层。我公司处于二层，针对我的专题大字报，从科室贴到走廊。走廊里贴满了，又贴到楼梯边，二楼贴满了，就向上下楼梯延伸。一时间，整个大楼从一楼到五楼的楼道，全被针对我的大字报占满了。乖乖，好厉害！我一个无名小卒，而且已经被发配到黑龙江种田去了，回来探亲，就搞成这么大的架势，我真的没有想到。从此我名扬外贸，臭名上下。
正因为此，竟把我的初恋女友吓跑了。
原来，有一次她到局里办事，走过外贸大楼，看到上上下下都是批判我的大字报，而且上纲上线，罪恶滔天。她毫无思想准备，因为我还没有与她讲过办学习班的事，她只知道我回来，到公司参加运动。那时，群众运动，人人参与，谁敢不参加运动？她根本不知道，更想不到我成了运动的主攻对象。看到这种场面，她被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吓坏了，连大字报都没有看完，就不敢再看下去了，哭着逃回了家。这些，我当时读不知道。
后来，是她的外婆在我面前哭诉，说她从那天到外贸大楼看了大字报后，一路哭回家。到家把门一关，把门反锁，一个人关在屋里哭了三天三夜。不吃不喝，对任何人读不理不睬，父母，同事，要好的同学，小姊妹一概不见。听了外婆的叙说，我也心酸，垂泪，无语。苦了她了，想到我被批准到黑龙江插队落户时，她还是顶住了父母的反对意见，坚持不与我断，还一个人自己到火车站送我。如今，又为我的境遇而受折磨。我真的心疼，更不忍。想到自己的前途渺茫，插队落户还不知道能不能回来，这次又背上政治包袱，将永世不得翻身。我算完了，而她还那么年轻，漂亮，求上进，我不能拖累她，影响她的前途。考虑再三，我决定快到斩乱麻，乘此与她断了恋爱关系，我不能耽误她的青春。于是，我提笔给她写了一封信，切断我们的后路，以免大家精神上再受更多更久的折磨。信发出后，我象卸了一个沉重的精神包袱，反而感到轻松了些。尽管还不时会想念她，但我坚持不再与她联系。
为此，写了一首《返春归》：盼归欲浴江南春，安知盛暑炙煞人。忠心耿耿反革命，吓走巧玲一身轻。
这样折腾了几个月，夏天总过去了。
想想自己忠心耿耿闹革命，发配边疆也心甘，还准备打仗送命，真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来鞭策自己，象信徒扦悔一样自觉地“斗私批修”，就为到东北插队后给同学的一封私函里有几句所谓的牢骚话，就打我现行(反革命)，我当时也一度想不通。我那时才二十来岁，自己又没干过什么坏事，抱着问心无愧的心态接受审查“摆测字摊”的。好在我没有民愤，人缘不错。人们对我这个有“现行问题”的小青年当然要“划清界线”，尽量避开，但毕竟还没有落井下石的仇人。除了工宣队，军宣队和战斗队的训话以及开批判会时的声讨发言外，平时没人敢跟我答话，走过我身边时都低头匆匆而过，好象我是严重传染病人一样，谁都怕染上政治“现行”的传染病毒。这倒也好，没人敢靠近我，也就没人来管我。
我每天按时摆“测字摊”，把马列书籍一摊，想看则看，看不了就打磕睡。日子一久，也很乐胃。啥也不干，工资照发，一分不少。我就这样老老实实地接受审查，不老实不行，要挨批整态度。我抽烟挨过批，可打磕睡倒没挨过批。
自此，我发现：不要你说你别说，不要你干你别干，老老实实的好。至于心里想什么怎么想，只要不乱说乱写，爱想就想，不想最好。精神痛苦其实是想出来的，不想就解脱了。
这次审查，我对家里没有具体讲，只讲到公司参加运动。我妈看我早出晚归，到公司参加运动，一天到晚没个闲，回到家里也不说话，就到水龙头边一个劲地冲凉水，从头到脚淋个遍，问我也问不出名堂。问得我烦了，我就一句话不说，出去漫无目标地乱转几圈，回来闷头睡大觉，以图麻痹自己。
当公司宣布审查结束，让我返回黑龙江时，我要求组织给个结论，让我回去有个交待。革委会王主任只让我回去好好改造，说组织上的事不要我管。我没有办法，只好回去种田了。
那时计划经济，车船票紧张，个人买票不好买，说不定要排几个通宵的队，也没把握。
当我正为此发愁之际，组织上还显得挺关心似的，帮我代买了返程票，还为我找了一个旅伴，让与我同时下放到黑龙江去的老刘，陪我一起走。我也正愁一个人走，路途遥远不方便，希望找个旅伴一起走，途中相互有个照应。一听组织上为我找了老刘，根本未加思索，就答应了。
事后方知，组织上这样安排，是精心布置，别有用意的：一让老刘一路监视我的言行，随时汇报；二是有个内部结论带到黑龙江：我有现行问题，只能永远劳动。对此，当时我却一无所知。
这次返回，正处夏末，我们走水路。
从上海坐船到大连，在老虎滩游个泳，弄得一身油，洗也洗不净。从大连坐火车到佳木斯，再乘上名副其实的轮船（船靠两侧的大水轮滚动前行），沿乌苏里江到黑龙江逆流而上，到奇克镇是1971年9月13日。这一天当时我也没在意，事后*事发，我就记住了这个日子。
回到黑龙江以后，我在生产队就自觉地按公司的要求老老实实好好劳动，改造世界观。秋收，打场，上山砍柴。抛开烦恼，一切照旧，战天斗地，无忧无虑。
九.一三事发后不久，开始内部分级传达中央关于**集团的相关文件。
当时传达讲级别，逐级分批传达。公社党委书记当时按战备一线配备，行政十七级。第一批传达到十五级，正好到县委书记一级。
一讲级别，可下放干部就不好办了，级别高的有的是。我们公社就有三个行政十三级的老家伙，比县委书记还高。县里不好办了，经一级级向上请示，最后决定：凡上海下放干部，统统集中，一起听传达。
这样，我这个没有级别的下放干部也就和老家伙一起到地区听传达，看日本电影。我只记得日本电影有《山本五十六》，《啊，海军》一类的战争片。
老家伙聚在一起，我后来才发现，这批下放干部原来是*的改造换代的牺牲品。而我根本还不是干部，更不是机关的行政干部，机关干部下放竟把我这个企业学徒也拖到里面去当替死鬼。